从幸福悖论看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幸福悖论林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提出的，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收入与幸福可能没有正相关性，这是目前普遍认可的结论，理由是包括美国、欧洲等国，经济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幸福指数没有明显增加。
幸福悖论推翻了一般经济学认为的财富的增长可以使福利和幸福增加，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说的国民幸福指数，或者群众的获得感。
它意味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提高，收入以外的因素（比如，健康水平、基本人权等因素，特别是就业，会显著的影响个人幸福水平。因此，幸福而不是收入应当成为政策制订者的主要关注目标。而增加幸福，就业是首先要保障的。
原因：
首先是因为失业会给失业者带来压力与焦虑，尤其是在低收入群体缺乏足够社会保障的国家。对于缺乏足够社会保障的低收入群体来说，一旦失业，意味生活来源受到实质性影响，且不能获得政府福利提供的足够保障，失业时间如果较长，将导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因此，失业者生活压力非常大，对未来能否及时找到工作这种不确定性感到焦虑，幸福程度自然会因为失业而大大下降。
另一个方面，失业会给失业者带来羞耻感。这一因素更适合于今天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社会保障相对完善，失业后生活水平下降有限，但一旦失业，失业者就有一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主流观点是“每个人都应该依赖自己”，吃福利被潜在地认为是不光彩的事。同时，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所以失业者丧失的不是有保障的生活，而更多是社会的尊重，失业者也很容易自我定义为“失败者”。这种羞耻感对幸福程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措施：
就业是13亿多人口最大的民生。面对今年就业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一是制定财税、金融、产业等重大经济政策时，要综合评价对就业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联动，结构优化与就业转型协同。
二是拓展就业新空间。持续推进“双创”，发展创业载体，将符合条件的新业态企业纳入鼓励创业创新优惠政策和吸纳就业扶持政策范围。探索适应灵活就业的失业、工伤保险等保障方式。鼓励开放共享基础性专利或政府购买技术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协同创新。
三是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对去过剩产能任务重、待岗职工多的重点困难地区加大就业援助。支持地方通过财政出资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设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鼓励地方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创业给予一次性补贴。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补贴使用范围，艰苦边远地区、老工业基地、国家级贫困县可将见习对象扩大到离校未就业中职毕业生。把贫困残疾人家庭、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等纳入求职创业补贴范围。对农民合作社等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并稳定就业1年以上的可给予奖补。进一步落实好退役军人安置等政策。
四是强化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依法参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当年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的企业职工可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推进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全覆盖。简化劳动者求职手续，推动建立入职定点体检和结果互认机制。
五是实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启动支持计划，鼓励以知识产权等入股创办企业。简化学历认证等手续，依法为重点引进人才和高层次留学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提供便利。
点评：考生在学习政府工作报告时，无论是中央、省市还是乡镇，都会包含一个要点，即失业率控制在多少以下。国际公认的失业率警戒线是7%。就业时民生之本，这是十八大以来着重强调的工作，考生需要理解并记忆措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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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ppp模式看政府购买服务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一种公私合营模式，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PPP模式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社会主体（企业），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PPP模式现已比较成熟的运用于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的公共服务领域。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邀标等形式将原本由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转交给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履行，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满足公众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中央政府加大职能转移力度，陆续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政府购买服务”写入党的文件，要求“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2014年，财政部、民政部和工商总局三部门联合颁发《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将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政府购买服务和ppp模式是有区别的。主要体现在适用范围、实施主体、实施程序、是否必须先有预算、回报来源等方面。由于近期出现了一系列地方政府假借购买服务名义实则违规融资的现象，错用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因此　财政部出台《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2017〕87号），对政府购买服务的类别进行了明确规定。
考生不必明确辨析两者具有哪些区别，只需要知道政府购买服务的意义即可。
意义：
一、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政府购买服务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公共事业领域，有利于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促进政府自身运作方式的改革，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社会效率；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格局，有效发挥社会力量在提供公共服务、改善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对服务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政府购买服务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可以更好地满足新形势下公共服务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需求，可以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有力地促进我国服务业开放，吸纳更多社会就业。加快关系民生的养老、家政、社区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解决公共服务短缺问题，对老百姓、政府和各类社会力量，都是“惠而不费”的好事。
近期，要按照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原则，重点选取民生关注度高、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养老、教育、就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住房保障、残疾人服务等公共服务项目，积极推进，积累经验，逐步推开。

从显绩潜绩看文物保护工作
显绩潜绩出自《之江新语》。2003年2月25日，浙江日报头版多了一个特色栏目——《之江新语》专栏，署名“哲欣”，而“哲欣”就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同志所用的笔名，取“浙江创新”之意。2007年5月，这些文章集结出版，书名《之江新语》
所谓“显绩”是能用数量和实体佐证的干部的工作实绩，“潜绩”是不易被人知晓或暂时效果还不明显，但经时间检验能对将来起到一定作用，具有长远价值的成绩。
政绩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激励各级官员相互竞争力争上游，也会诱发许多短期行为及形式主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各种关系的复杂化，单纯追求政绩的负面效应不仅更加明显而且后果日益严重。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成为执政党实现自我更新、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
当前干部政绩考核最难把握的是“潜绩”，普遍存在对显性政绩考核多，对隐性政绩考核少的问题，基本上是以“有据可查、有物可考”的“显绩” 考核为主。由于干部提拔、调动的周期较短，因此干部就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干出看得见的政绩，一些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往往成了干部从政的首选。由此产生了许多泡沫政绩、形象工程，甚至出现急功近利、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现象，许多看似耀眼的“政绩”，其实是损害百姓长远利益的“败笔”，是阻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藩篱。
文物保护，指的是对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的历史遗留物采取的一系列防止其受到损害的措施，这个过程叫做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工作是典型的“潜绩”,与城市建设的”显绩“长期博弈。文物保护之所以“不到位”，主要责任在地方领导。一是不懂法律、不懂专业；二是追求片面的政绩观。为追求GDP，追求投资拉动，文物是“可牺牲的”。很明显，保护文物是“赔本生意”，投资没有直接效益，就算间接效益，恐怕也要几十年后才能看出来；而把文物拆了建新房、修马路、搞楼盘，却是“一本万利”。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留下了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实物见证，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滋养。加强文物保护，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的矛盾日益显现，随着文物数量大幅度增加，文物保护的任务日益繁重，文物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法治观念有待提升，文物保护的配套法规体系尚需完善；一些地方履行文物保护的责任不到位，法人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因自然和人为因素遭到破坏，一些革命文物的保护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加快；文物建筑火灾事故多发，盗窃盗掘等文物犯罪屡打不止；文物执法力量薄弱，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文物拓展利用不够，文物保护管理的能力建设有待加强。面对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和突出问题，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的文物工作。
对策：
一、守土有责：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文物保护重要性认识，依法履行管理和监督责任。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将其作为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二、健全档案：要健全国家文物登录制度，建立国家文物资源总目录和数据资源库。加强革命文物、大遗址、水下文物和珍贵濒危、材质脆弱馆藏珍贵文物抢救保护，注重日常养护巡查。重视城市改造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
三、文化惠民：文物工作要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服务、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服务。推动建立中小学生定期参观博物馆的长效机制，将更多博物馆纳入财政支持的免费开放范围。
四、加强法治：要完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加快推进文物保护法修订；强化文物督察，完善监督机制；加强文物执法工作，落实执法责任；严格责任追究，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
点评：从事文保工作需要很强的责任意识，要耐得住寂寞，更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来说，政府官员要树立文物保护工作也是政绩的意识，将文物保护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是加强文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达摩克利斯之剑看巡视制度
达摩克利斯是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二世的朝臣，他非常喜欢奉承狄奥尼修斯。他奉承道：作为一个拥有权力和威信的伟人，狄奥尼修斯实在很幸运。狄奥尼修斯提议与他交换一天的身份，那他就可以尝试到首领的命运。在晚上举行的宴会里，达摩克利斯非常享受成为国王的感觉。当晚餐快结束的时候，他抬头才注意到王位上方仅用一根马鬃悬挂着的利剑。他立即失去了对美食和美女的兴趣，并请求僭主放过他，他再也不想得到这样的幸运。
达摩克利斯之剑通常被用于象征这则传说，指令人处于一种危机状态，或者随时有危机意识，心中敲起警钟等。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国之利器、党之利器，是悬在上空的反腐“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们党一贯重视巡视制度。早在建党初期，党的二大就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1928年，中央专门制定巡视条例，标志党的巡视制度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巡视制度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巡视制度得到恢复。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提出，中央和省区市党委可以根据需要派出巡视工作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监督检查。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将巡视制度确定为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之一。同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正式组建巡视工作专门机构。2009年，党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和巡视工作办公室分别更名为中央巡视组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巡视工作的深度前所未有，巡视的强度、力度、效果前所未有，巡视利剑作用彰显，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震慑作用和遏制作用，赢得了党心民心。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擦亮巡视利剑，聚焦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内容:
一、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是巡视工作的重点，巡视组坚持问题导向，履行监督责任，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瞪大眼睛发现问题，火眼金睛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理。指出：“巡视工作就是要发现和反映问题。” 巡视工作并不是泛泛地发现和反映一般性问题，而是直指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指出:“巡视工作要明确职责定位，巡视内容不要太宽泛，要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进行。”主要涉及“四风”、贪腐、政治纪律和用人选人等问题。
二、形成震慑
形成震慑，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是巡视工作的重要目的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发现和揭露问题不断深入，解决和处置问题毫不手软，真正形成了“动摇山岳，震慑州县”的高压态势。指出：“要发挥巡视震慑作用。唐代御史韦思谦早就讲过，‘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巡视就是要形成震慑。” 专项巡视最大的特点就是问题指向，最大的优势就是机动灵活，随时而动，让一些人摸不着规律。开展专项巡视，形成精准震慑。实现巡视全覆盖，形成整体震慑。实现巡视全覆盖，形成整体震慑。
三、用好成果
巡视成果运用事关巡视制度严肃性和生命力，要切实运用好巡视成果。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尽管巡视工作并不直接处理问题和查办案件，但要通过发现问题、负责任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推动问题解决。因此，要推动巡视成果的有效运用，发现问题及时跟进、及时处理，有漏洞及时堵塞，更好发挥巡视震慑遏制治本作用。指出：“更好发挥巡视在党内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对巡视成果善加运用。”中央给了巡视组尚方宝剑，是‘钦差大臣’，是‘八府巡按’，就要尽职履责，不能大事拖小，小事拖了，对腐败问题要零容忍。不管级别有多高，谁触犯法律都要问责，都要处理。
利剑高悬，威慑常在。指出:“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不是权宜之计，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
点评：巡视制度在十八大之后成为了反腐利剑，也是高悬在所有党员干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外，达摩克利斯之剑还常用于军事和战争上，例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这样说：“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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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焕庸线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胡焕庸线（Hu Line），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称为“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线”。其在地理学（特别是人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以及人口学上，具有重大意义。
2014年11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这条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直观地展示出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现实。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这被许多媒体称为总理之问。
新型城镇化是突破“胡焕庸线”的一个有利契机。新型城镇化不能把眼睛只盯着建设国际大都市、建设特大城市群，也要注重改变乡村的面貌、改变中西部地区的面貌。应顺应城镇郊区化发展的趋势，因势利导，善加利用。
目前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城市水、电、路、气、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人均住宅、公园绿地面积大幅增加。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存在问题：
一、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
二、“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
三、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城市群布局不尽合理，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服务功能弱。
四、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外来人口集聚区人居环境较差。
五、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一些城市景观结构与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不协调，部分城市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建设国际大都市，“建设性”破坏不断蔓延，城市的自然和文化个性被破坏。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建设新农村，简单用城市元素与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
六、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对策：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已进城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提高全体城镇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
二、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建立居住证制度是人口管理制度的一大创新。常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城镇产业工人的主体，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保障等方面仍未能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和生活面临诸多困难，城镇内部依然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矛盾。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三、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对于提高农民进城落户积极性、顺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农民的“三权”保障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维护好进城落户农民的“三权”。
四、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关键是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既要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纳入城镇住房保障实施范围，也要着力改善城乡住房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当前，各类棚户区群众住房简陋，环境较差，安全隐患多；农村困难群众对住上安全住房的诉求强烈。改善住房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棚户区改造等保障安居工程不但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也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压舱石”。
五、注重文化传承和保护。应加大城乡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留住文化记忆，在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中着力铸造城镇之魂。

从互联网+看社会治理
“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推动经济形态不断地发生演变，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创新、发展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通俗的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它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域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对于“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运用，在认识上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主要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管理”，自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我们党开始用“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来替换“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变为社会治理并非简单的“一字之变”，它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
2016年10月9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在组织学习时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要求社会治理方式的革新。认识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体现出主动适应互联网的态度。而在更大的棋局中看，从“社会治理+互联网”到“互联网+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条必经之路。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提出的重要目标。因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的科技和经济，更需要现代的政府和政党；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不仅是器物和工具的现代化，更是制度和治理的现代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为发展扫除制度障碍，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才能显示出更旺的生命力和更强的优越性。
目前存在问题：
（一）网格化泛化
目前，中国城市社会治理体制正处于改革和不断完善的阶段， 政府各部门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整体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仍比较突出。尽管各级政府大都成立了“网格办公室”等相关机构，但在许多领域进行的网格化改造，不顾实际情况，盲目跟风，为网格化而网格化，把互联网+网格化的管理模式简单化，难以实现政府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信息安全问题仍很严峻
（三）信息资源共享的瓶颈问题仍然突出
措施：
（一）统一规划，做好顶层设计
（二）整合基础数据资源，实现信息的“聚、通、用”
（三）构筑信息安全的防火墙
（四）在保护信息安全的基础上，依靠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数据采集
点评：互联网+社会治理是公务员考试中综合分析的常见出题方向，本文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可供考生借鉴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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