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广东人为何在杭州才能成功？

最近，随着Deepseek和宇树机器人等「杭州六小龙」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江苏省报连发三问：《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情形像极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两会发言时发问「上海为何不出马云」？以及最近广东人在反思，「广东人为何在杭州才能成功」？

一时迷惘的经济，突然间闹腾了起来。杭州被置于聚光灯下，与广州、南京等城市相比，像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孩子突然考上了清北，富人家的家长们拿来批评自己孩子不争气。「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人之常情，很多人最近对于杭州的表扬，部分原因不是杭州有多好，而是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很不满，借机发挥而已。当然，凡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有关几个城市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

一、杭州一直在「做小」

浙江人投资有其特点，因为没有政策优势，因为没有大型国企和外资，宗庆后是踩三轮卖娃哈哈出身，其他的浙江企业家也差不多都是「鸡毛换糖」赚的第一笔，所以没有人敢藐视小微企业。有人说广州没有大型互联网公司，只有一家唯品会。但很多人不知道，在唯品会陷入财务困境时，是浙江的一位投资人伸出了手。当然，随着唯品会的飞速成长，他也实现了财富自由，现在的办公室在西湖边北山街后半山别墅里，其忙碌程度不亚于市长。最近有浙江人到广州注册办公室，才了解到广州对大学生创业房租补帖每年6000元，连补3年。杭州也是补3年，但第一年最高4万，后两年皆为最高3万元。对于年轻的创业者而言，这是实打实的雪中送炭。哪怕创业成功率极低，但只要有人成功，这就是成功的风投。


二、杭州一直在「抢人」
有位杭州打工人透露，他在福建、广东、北京都工作过，最后落脚于杭州。他在福建和广东都被查过暂住证，被当地人当作外地人排斥过，惟在杭州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甚至在短短6年时间里，从一个员工做到了部门副职，让他对杭州这座城市和领导充满了感念。同为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为什么唯独浙江有这样和谐的土客关系？这种感受当然不止他这样的职场老人，大学毕业生感受会更深。

杭州对应届大学毕业生来杭工作的生活补帖，以前是一入职就补，后来骗补的外地学生太多，经人建议后改为满半年补5000元，满一年补1万元，但仍有骗补的。难道杭州不知道有人骗补吗？这就是生意与行政的不同。行政是刚性的，而生意是柔性的、讲坏账率，只要损耗在可接受范围内，生意就可达成——只要有人最终愿意留下来工作，杭州就多了一个青壮年劳力、一个准备买房买车的消费者。相比之下，骗走一万块算什么呢？这跟当年杭州放弃西湖门票一个道理。失了门票收入，得到的是几十倍的游客到访，所获不可海量。

对于一个没有资源、没有政策的中等城市而言，这几十年，杭州一直在「投资人力」。一个数据是，2023年和2020年相比，杭州常住人口增长了58.6万人，成都增长了46.52万人，广州只增长了27.97万人。

三、边缘地带的「革命」
北方人经常有句口头禅「政策倾斜」，即南方是「政策保送生」，用以解释为什么东南沿海发展起来，而北方落后了。在2001年加入WTO前，这个结论是成立的。深圳是特区之首，大连、宁波、上海、广州等14个城市是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尤其是深圳和上海浦东，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深圳对面就是全球金融中心香港，上海是外资进入中国设立总部的第一大都市。但如果将14个名单放全，发现里面还有秦皇岛、连云港、福州、湛江和北海等一众不太入流的城市，以及天津这个衰退速度堪比东北的直辖市。在经济特区中，也有海南、汕头、珠海这样的小兄弟。反观苏州和杭州这两个经济大市，根本不在这两个名单上。但苏州又不同，有新加坡配置的中新科技园，而杭州有什么？

从地理区位看，广东面对港澳，福建面向台湾，上海面向全球，苏南融入新加坡和上海的外资圈，就连山东和辽宁都能面向日韩。独浙江处于解放前线，缺乏国企布局，也缺乏政策优惠，也缺乏外部力量可以依靠，所以只能做国企和外资看不上的鸡毛换糖，筚路蓝缕。

2008年广东时任汪书记的经济智囊说过，如果国内哪天遇到经济危机，可能只有浙商能挑起大梁，苏南和广东的外资会撤，广东包租公会发现自己只剩一地厂房。现在不能说不幸而言中，但确实有这方面的迹象。

因为上面和外面都不爱，浙江人只能靠自己，最后才有了民营经济的奇迹。1980年代有领导到浙江视察，问发展经验，浙江地方领导思忖之下，答曰「不管」。如果套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和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其他城市的天问，其实很好回答。也正因如此，浙江的经济是自发秩序、内生成长，所以才有全国最接近共同富裕的成果。而其他省份，以珠三角为例，凡政策和外资雨露沾到的地方，繁荣如曼哈顿，而沾不到光的粤北，则与内地无二。如果要有结论的话，民企兴，则省强民富；民企衰，则省弱民贫。

四、「体制化」魔咒

全球化退潮，上海失色；全国政策拉平，深圳和广州先发优势丧失。世界是平的，全国也是平的。更重要的是，因政策而兴的城市，不管上海还是深圳，北方来的干部和国企数量，远超其他地方，毕竟干部跟着政策和资源走。他们和外资一起，带着财大气粗的先天优势，贪大，根本看不上小微企业。

于是，广东在迎来政策优惠的同时，也迎来了深重的北风，北方官场的风气随着北方来的官员一起带过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一方面是淘金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孙志纲的遇难之地。除了硬性的政策优惠，和港澳地利之便，广东并没能成长出浙商这般遍布全省的企业家群体。

全国工商联2024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以营收计）企业中，杭州38家，深圳27家，无锡、苏州、宁波分别有25家、24家、21家，广州只有7家……直到浙江因为特殊原因，这十来年突然「被看见」，继76年前的山东南下干部退潮之后，新一批外来的干部才多起来。外来的北方官员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

在1980年代温州八大王事件中，浙江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就有过激烈的争议，最后是浙江本地干部的意见胜出。一些外来的官员，如果以谦抑的态度来升职，倒是好的；就怕他们闲不住，要显示自己的能耐，大搞政绩工程，拍脑袋突发奇想，胡乱折腾，那可就不好了。有个大市本来是看不上杭州的，结果来了个外地官员主政7年，活生生被杭州甩出几条街。是谁就不要问了，当地人称八格牙路。

如今浙江成为典型，不一定是好事。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才是问题本身，而是要学习浙江怎样出台政策「促进」。几年前有杭州本地人接待一个青岛的营商环境考察，他们就是这么问的。

一促就完了，市场就是这样被扭曲的。现在经济的问题不是缺促，而是促得气都喘不上了。

浙江的共同富裕不是政策主导的结果，恰恰是在政策缺位的情况下，民间自发秩序形成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

但这恰恰又是最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广东看到了浙江民企的崛起，最近宣布成立了民营经济局，这个做法就特别「体制依赖」。这与米莱和越南的改革方向正好相反。

有一位广州厅级干部下海的企业家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观察：广东看到了问题，却未必找对了解决方向。

在某种程度上，面临国内外不利形势，各行各业进入了存量博弈的「囚徒困境」——没有人喜欢内卷，但人人躲不掉内卷，这就是当下企业和个人的命。想活就卷，想死就躺。

地方之间亦是如此。如果浙江当年也抢国企和外资，就不会有今天的浙江。

什么是「南方」？南方就是自发秩序、减少管制、包容宽松、不折腾。如果以加强政府力量的方式寻求发展，那不是南方，而是北方。

那么，杭州与广州之间，谁更南方，谁更北方？

又或者说，谁能保持「南方」身份，谁会进一步「北方化」？

写的不错

杭州是个好地方。

老子曰: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smknow-123  
是的，人文底蕴深厚，营商环境好

@江南采莲  
底蕴深厚。

本帖最后由 sxyyhry 于 25-2-14 14:42 编辑

……

@白马公孙龙  
自战国的文化大裂变被秦际大一统、汉际独尊儒术终结之后，中国历史就进入了原地兜圈模式，直到宋代被金人打得只剩半壁江山。

靖康之难后，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汉人中，河南移民一度占到3/4，以致直至今日，杭州人可能是江南、岭南仅有的会发「儿话音」的族群，他们也因此被钱塘江南岸的杭州萧山人称为「北方人」。

几乎所有的浙江巨族，在追溯源头时基本上都来自这次宋室南迁，文化记忆绵延至今。这次溃败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南北文化大交融，南宋浙江人将源自中原的儒家文化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一度重启了中华文化被秦一统后中断的分蘖过程，儒家文化也被重新诠释。

如儒家非常重要的概念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被南宋状元、永康人陈亮重新诠释为「义利并举」，森严的阶层「士农工商」，被重新定义为经济概念中的「农商互藉」，从此开启了传统文化中一个小分支浙东学派。

因此，在浙江，谈利并不可耻，一人从商一人从政的「一家两制」则让商人获得了与位列一等的士子平等上桌吃饭的地位，与北边的山东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风格，「投资不出南宋」更是延至今日的经济版图。

这种文化革新带来了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大繁荣，杭州也缔造了「钱塘自古繁华」的传奇，以致连皇帝也「直把杭州作汴州」。

可惜的是，蒙古人再次打破了这一进程，但浙东学派在浙江一直绵延至今，也造就了浙商传奇。

相形之下，杭州人的祖居地开封，除了喜欢杭邦菜，一再没落、保守。

直到这些年重启南下就业，历史上的第二次河南移民迁入杭州。

2023年的数据是，在杭州遇到的每100个人中，就有16个河南人，而杭州「土著」仅有18个。

2021年之前三年，杭州新增的河南人就超过42万人，而省内其他地市称冠到杭州的还不到14万。

而人口的迁移，带来的文化交融，一定使河南人越来越远离自己的「祖辈」，河南人的形象就变得光怪陆离。

我曾跟河南朋友总结过现在有四种河南人：出来工作且换了脑子的（较多）、出来工作但坚持原有观念的（较少）、留在河南但有现代意识的（极少）、留在河南但坚持传统观念的（极多）。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可笑的政策，不是出在河南就是山东。

但在外省同事的眼中，河南人是不错的合作者。

而这些经历了长三角、珠三角淘洗的河南人回到老家过年，自然带来了新习惯。河南近年的人口外迁数据达到1610万，超过了一些国家的人口总量。

相较之下，山东、山西人口外流率较低（尤其高素质人群），观点交流不足。我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师妹说，当年一整明白，第一反应是只要考上大学，再也不回山东。

八格牙路是哪个市的领导？

离不开党的领导

:D

分析得有道理

写得好

草原王

@smknow-123  
一、官不「扰民」

在杭州，有政策红利，无论是注册企业还是注销企业，效率都很高。
做事情不太用找关系，也不用托人。

但如果在某些省市，流程就会比较繁琐，不托人不送礼事情根本没法推进。

上面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两条杭州特色，一是最多跑一次，二是规则意识。换句话说，就是效率和法治。

在效率方面，浙江的「最多跑一次」肯定独步全国，当然数杭州执行得最好。

有网友透露，与在澳洲等地办事的经验相比，要说政府效率和便利程度，恐怕杭州也是胜者。当然，他们的优点是几乎不用找政府办事，这一点，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但放眼国内，40年前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并非杭州，而是深圳等珠三角城市。

可现在，以某网友在杭州和广州注册公司的经历看（《地铁安检新政「10小时游」，广州与杭州有什么差别？》），广州的办事效率低得令人发指。

但如果放眼全国，广州可能又是好的。好与差，看要跟谁比。

第二条是法治程度，而法治程度与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或曰市民化程度成正比。

要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子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杭州的市民化程度也体现在一些细节里。

很多人注意到杭州的斑马线车让人；杭州的室内禁烟可能是国内最好的，垃圾分类也是持续时间久、效果好的，不准室内吸烟、垃圾不能乱扔要分类。可事实上，很多大陆同胞在这两条上实在做得令人汗颜；如果发现红绿灯时间设置不合理，很多市民一样会打电话要求调整，杭州交警也会真的去测车流，一定会回访告知办理结果……

你看，哪有什么宏大叙事，没有，全是鸡毛蒜皮的细节。可恰恰是这些细节，组成了我们的日常。

如果要说扰，在杭州，很多时候是民扰官，而非官扰民。

1980年代，上面领导问浙江官员发展经验，沉吟之下，答曰「不管」，其实就是不扰民的另一种说法。

官不扰民，本是底线。但现实中在很多地方，诚属高不可攀。

@smknow-123  
二、最不差的城市

一位浙商讲过一个故事。有年他受邀去东北投资，还没付款，七大姑八大姨已经上桌吃喝、来承接项目了，吓得他立即逃回来。

有一年，传说东北邻居要改革开放了，有位浙商蠢蠢欲动，有朋友说他们那里不是不想开放，而是开放了没人敢去，你要去探险么？那里的开放后来果然成了笑话。

有位创业成功的网友透露，199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曾在闽南、岭南、江南、帝都工作过，后来决定在上海、杭州之间择一城定居，最终选择了杭州。

有人问为什么不去中国第一大都市，他说，在全国所有城市里，杭州官家是最接近现代化的那一个。换言之，也是最不差的那一个。

他这近20年的经历，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他本是一个外省青年，全无背景，在杭州仅用了5年时间，就成为一家企业的高管，这足以让他对这个城市和领导感念一生。

如果放在闽南，只能说，本地人愿与你共苦，却未必愿意同甘。

官场如此，商场更是唯才是举。

公有制下，不服从者不得食；资本制下，不劳动者不得食。

在金钱面前，所有人都是诚实的，遵从内心的利益法则。既然有人为了钱可以六亲不认，那为什么不能为了钱而有才便是德？什么叫公平、正义？这就是！

对于这一点，可用「体面」和「会算账」来解释。

钱塘自古繁华，文风昌盛，很多官员出身本地世家，家庭收入足以过上体面生活；本地世家注重颜面，为了蝇头小利而失体面，并不是划算的买卖。

天下哪有不爱财的官员，不过是仓禀实而知礼节之下，顾忌多了，便本分起来。

因为体面，加上杭州本身是个移民城市，巨族进进出出，便形成了杭州人不排外的性格特点。

你到杭州就会发现，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通婚比例，可能是大城市中最高的。

因为生意的准则是人流，只要有人便意味着生意机会。

只有那些计划经济爱好者，因为饼做不大，便死死「护食」，生怕外地人进来抢了他那一份。

而杭州人「会算账」，特点是人越多越好，大家来帮我把蛋糕做大。

2023年的数据是，在杭州街上碰到的100个人中，大约有16个是河南人，杭州土著只有18个，其他的全是省内和其他省来的。

2002年左右杭州讨论过城市性格，当中有「大气开放」四个字，确实是不拿外人当外人。

当然，有些自媒体把杭州官方讲得像是一尘不染的白月光，这也太不切实际了。只要大门上还挂着一个人的像，大家就都是同一个国民、同一代人。

三、官民一体「防扰」

这几年，杭州、广州、深圳等东南沿海发达城市，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来自内陆的「远洋捕捞」冲击。

但最先叫出来的，并采取措施坚决抵制「远洋捕捞」之风的，是义乌和杭州的官方。

面对「远洋捕捞」，广州、深圳和东莞似乎束手无策。

2020年，内陆某地官方来浙江某州「远洋捕捞」（「南下打草谷」），案由是这家公司下属子公司一个300万元的案子。第一年，他们拿了2000万元回去过年，第二年1.2亿元，第三年直接开口6亿。

这下本地官方坐不住了，直接将这家公司所有相关人员先控制起来，集中住在某酒店，导致某地南下扑了个空；后来他们化妆潜入拘押的酒店偷人，被本地发现后大巴车转移，于是某地警员拍了视频发在某音上，说是地方保护。

因为写了这件事，有浙江某报至今被挂在某地大号上，被说成地域攻击。

有公司高管，被内陆某地找上门。他们先联系了本地对口机关协助，对口部门周末派人来门口看了一眼就没了下文。

到了周一，属地街道通知去见个面。在街道工作人员陪同下，双方见了一面，但大家都不说话，于是对方离开了会议室。

过了会，本地街道工作人员进来转达对方的意图，并直言说，他们对内陆某地官方来人就一个要求：不能干扰企业正常运营，有什么话，可以代为转达。

他还劝那位公司高管「跟他们能不见面就不要见了吧」，并建议「没有新问题了赶紧走」。

这便是杭州官员的性格。

但在其他很多地方，只怕天下官员是一家。

杭州人的性格也是刚烈，在抗日战争和抵抗满清入侵、抗击长毛时期，江南血流遍地，十室九空，仍是「杭铁头」。

这份血性，也让本地市民不怵官，这可能是北方一些城市完全无法体会的。

记得2022年初，有个外来的官员说，因为发生了疫情，杭州人不得出省，结果连体制内官员都在朋友圈叫骂，此令最后不了了之。

当然，头铁是因为每6.5个浙江人里就有1个老板，民有底气不惧官。有人写一个宁波家庭的家传时，当局长的弟弟在做企业的姐姐面非常坦承地说：「做政府的管理是很简单的，对社会没什么大贡献。」

这份官员在企业家面前的谦卑，哪是DeepDrink能理解的。

这便是杭州令人钦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