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采莲评论的话题

2025-03-25T12:10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1978年之前，在国内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本帖最后由海阔天空TVB 于 25-3-25 23:04 编辑 1974年10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方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继续无偿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内物质短缺，很多人吃不饱饭，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上，霍查公开抨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终止不计成本无条件援助阿尔巴尼亚。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五、超出中国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向中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求中国提供外汇资金帮他们还债。而当时的中国，国内物资短缺，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几亿人吃不饱穿不暖，1959年至1962年还闹饥荒，活活饿死很多人。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70年代，中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明显超过了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为3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从1978年起，中国不顾国力和财政压力，不计代价全力对外援助的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2025-03-24T22:14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1978年之前，在国内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1978年之前，在国内物质紧缺、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几亿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中国曾经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就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蒙古、柬埔寨、尼泊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老挝、埃及、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马里、几内亚、索马里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提供过大量经济援助，1978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据公开的统计数据，截至1978年，中国有9.63亿人口，全国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农村人口当时有8亿多，但有7.7亿农村居民属于贫困人口，农村贫困率约为97.5%，其中有2.5亿人长期忍饥挨饿，吃不饱、穿不暖。直到2000年以后，中国大多数居民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一、新中国建国初期对蒙古、朝鲜、越南的援助力度有多大？新中国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中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北越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二、 1986年，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中国建设的最好的体育场馆，不在中国，而在非洲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198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中国建设的最好的体育场馆，不在中国，而在非洲。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中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à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 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高层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迫害，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三、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 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中国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 1971年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中国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 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 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 1961年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 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2025-03-28T08:32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1978年之前，在国内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以下资料节选自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硕先生深度研究有关大饥荒问题的报告《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回顾及启示》，原载于《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一、内容提要对于饥荒、疾病、战争(冲突)等灾难的研究日益成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分支。研究的重点包括对灾难本身的描述性推论(descrip-tive inference)和探索灾难成因及潜在影响的因果性推论(causal inference)。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学术界对1959~1961年中国饥荒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第一,对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及分布的估计和描述;第二,对饥荒产生原因的分析;第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探索这次饥荒造成的短期及长期影响。二、饥荒发生背景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期间出现了许多不合实际的高指标以及“浮夸风”。三、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分布特征图 1 1954~ 1966年中国人口死亡率数据来源: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6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就全国范围内，饥荒的迹象在1959年开始出现，1959年的全国人口死亡率为14.59‰，比1955~1957年平均死亡率(11.49%)高3.10‰；饥荒在1960年最严重，全国人口死亡率在1960年达到了25.43‰；1961年以后全国人口死亡率开始下降，1962年全国人口死亡率已接近正常年份的水平。对于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这次饥荒期间的非正常人口损失，学者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和统计技术进行估计推算，结论存在巨大差异。蒋正华与李南(1988、1996)对于中国1959年至1961年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为1700万人，此估计值一般被学界认为是实际人口损失的下限。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关于1959年至1961年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数字有:Peng(1987)为2300万，Coale(1981)为2700万，Ashton等(1984)为2950万，曹树基(2005,a、b)为3246万。这次饥荒的特点是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别，表1描述了中国各省份的非正常人口净损失，根据该表估算的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中国总人口净损失区间的下限是2400万人，上限是3860万人。表1数据来源: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表1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列出全国各地人口净损失数据，以1957年作为基期并结合 1955~ 1957 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得到的 1961年全国正常情况下应有的人口数为 68 902万人，减去1961年全国实际总人口（表1所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实际人口之和），则非正常人口净损失约为 3860万人。表1数据来源: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 1949- 1989) 》 ( 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从绝对数来看，四川省在饥荒期间人口净损失数为11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损失的38.34‰；从比率上来看，受饥荒打击最严重的省份是安徽，该省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为56.87‰(安徽省1955~1957年年平均死亡率是11.73‰，1960年死亡率是68.60‰)。而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重工业省份辽宁，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是2.23‰,仅为安徽的1/25。就城乡差异看,现有文献一般认为1959年至1961年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Lin and Yang,2000;Kung and Lin,2003)。以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为例，中国农村地区非正常死亡率为28‰，而中国城市非正常死亡率为13.73‰，从表1可以发现当时的三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基本没有非正常死亡记录。三个直辖市在饥荒期间的平均死亡率是7.13‰,而正常年份的平均死亡率是6.96‰。人口损失的不同地区分布为后续探索饥荒成因的研究提供了地区差异。按照总人口非正常死亡率计算，1960年是中国饥荒最严重的一年。就当时的粮食生产而言，1958和1959年粮食总产量的两年移动均值为142.44亿斤,人均粮食移动均值为581.97斤。该数量折成能量后大约为人均每天2710千卡,略高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建议的每日最低摄入能量(1900~2400千卡)(FAO,2008)。这意味着粮食如果当时能在中国领土境内按人口平均分配，饥荒可能可以避免。此外,FAD对于中国这次饥荒的有限解释力还表现在饥荒结束后的1962年人均粮食移动均值为465.35斤,反而低于3年饥荒时期的均值471.78斤。以上证据都表明粮食减产可能是人口非正常损失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就非正常人口损失的分布来说，现有研究均认为饥荒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饥荒对人口打击有选择性作用(selection effect):那些最强壮的人幸存概率最高,因此直接用幸存者检验饥荒的打击作用会导致对该作用的低估(估计值是真实值的下限)。作为一篇检验中国1959年至1961年饥荒影响的经济学研究文献，Chen和Zhou(2007)研究了饥荒对于幸存者身高、劳动力供给和家庭收入的影响。该文发现1955、1957、1959、1960和1962年出生的群体在身高、劳动力供给及家庭收入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劣势,其中1959、1960和1962年出生的群体劣势最为明显:相对于非饥荒时期出生的群体,饥荒幸存者在身高上要矮3.03厘米。在识别方法上,该文利用饥荒对不同出生群体的打击程度不同的情况,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ference in difference,DID)检验饥荒的影响:关键解释变量是标识出生群体的哑变量和1960年非正常死亡率的乘积。在作者看来,饥荒期间一个省的非正常死亡率可以作为饥荒严重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具有足够的外生性。采用2000年中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同样将大饥荒视作自然实验,Almond等(2008)发现饥荒幸存者在识字、劳动及婚姻市场以及财富上均处于劣势。该发现被Brandt等(2008)的研究印证。同时,饥荒增加了生女孩的概率,该作用将会持续两代人:被饥荒直接打击的父母辈和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同时利用香港出生率调查数据,比较了香港本地人的孩子和经历过饥荒的内地移民的孩子,发现后者在出生时体重轻而且女孩比重更高。该文的发现和Fung(2009a、b)及Kmi和F le isher(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
2025-03-27T08:29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1978年之前，在国内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读懂社会的一个方面是考察工资和物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工资与物价如何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普遍贫困，大多数人都是低工资、低收入，那时候的物价稳定，当时农产品价贱，工业品较贵，国家高度垄断各种商品供应。当时月薪一百元以上是很高的工资收入，人数极少。 1966-1976年上海的青年工人、学徒参加工作前几年每月工资收入如下：第一年：17.84元/月第二年：19.84元/月第三年：21.84元/月满四年后：36元/月，奖金5元。因此后基本上一直不加工资，民间有“36元万岁”一说日薪0.70；0.80；0.90元/天。星期天没工资。下面一组物价除特别注明的，为上海市1966-1976年时期及1970年代、1980年代早期,购买米面制品和豆浆均要粮票。芝麻大饼（咸） 3分钱/只（0.03元）大饼（甜） 4分/只（0.04元）老虎脚爪 4分/只油条 4分/根（半两）淡豆浆 3分，咸豆浆 4分，甜豆浆 5分。阳春面 8分/二两一碗（除面条，外加葱花而已）菜汤面 15分（加现炒的菠菜、油豆腐等）火柴 2分/盒盐 0.15元/斤白砂糖 0.78元/斤（凭糖票供应）食油 0.88元/斤（1987.1）（凭油票供应）米 14.30元－－17.10元/百斤。新米、好米要排队买。凭粮票和购粮证供应大闸蟹 5元/斤（1985.9）脆麻花 4分－5分/根水果蛋糕 4分/只什锦糖 1.20元/斤水果糖 1分/颗盐金枣 3分/一小包橄榄、桃板等蜜饯一般5分一包寄放自行车 3分/次寄放自行车 2元/月（1986）书籍 1元钱约400页玻璃围棋（中号） 2.40元/副公园门票 5分钱避孕套免费万金油 5分/盒扇牌肥皂 0.36元/块（1982.12）黄啤 0.33元/瓶黑啤 0.36元/瓶飞马烟 0.28元/包。凭香烟票供应，下同大前门烟 0.35元/包生产烟 0.08元/包红双喜烟 7元/包（1996.11）阿尔巴尼亚香烟 0.20元/包。免烟票零拷墨水 8分/墨水瓶露天游泳池 8分/场电影 0.15－－0.30元电影 1元（1985.1）意大利影展公车最低票价：汽车 5分钱（0.05元）无轨电车 4分有轨电车 3分一般最高不超过15分钱（0.15元）公费医疗：生孩子住院费里自己付出部分 101.64元（1986.8）住家保姆工资 55元/月（1987.3）小学学费 6元/学期中学学费 12元/学期我母亲家的房租 2.54元，约25平方米房租 8.56元（1987）两室户厨卫独用的单元房，约50平方米 1971年的安徽农村鸡蛋 6分钱一只（0.06元）老母鸡 1.3元一斤大闸蟹 0.7元一斤南京到上海火车慢车 5.4元直快 6.5元南京到芜湖慢车2.4元买连票便宜：芜湖到上海慢车 7.1元京沪特快硬卧下铺 44.1元（1982.11）上海牌全钢手表 120元（凭手表票购买）凤凰牌18型自行车168.50元（1982.5）凭自行车票购买蝴蝶牌缝纫机 175.40元（1986.12）凭缝纫机票购买、双缸洗衣机 357元（1986.6）香雪海单门冰箱 125升685元（1984.10）凭票供应双鹿牌双门冰箱 1260元（1986.12）凭票供应。台扇 85元电视机（12吋黑白） 440元（1982）凭票供应金星牌电视机（14吋彩色） 998元（1984.8）凭票供应海鸥牌DF相机 453元（1982）闪光灯 46.70元摄影暗袋 15元
2025-03-26T13:00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1978年之前，在国内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1969年中朝关系恶化，朝鲜准备与中国开战，危机最终如何化解？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特殊的国际环境，当时的朝鲜在苏联的怂恿下，真的要与中国开战。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这场隐藏的战争风波最终被消弭化解…… 众所周知，新中国于1949年10月建立后，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同时在南海、台湾的问题上，美国不断插手，甚至派兵进行武力干预。 1950年至1953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便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把战火烧至鸭绿江畔，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时间来到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上台执政后，中美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当时的美国面对一个极端动荡和不安的世界，外交政策陷入重重困难。首先是苏联发展凶猛，其远程导弹能力已经能与美国分庭抗礼。加上苏联自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大部分西方国家似乎已经认可苏联可以在东欧地区使用武力保护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稳固。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苏联继续支持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其势力已经延伸到东欧之外。包括当时的中国，对于美国也是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身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可以说“腹背受敌”，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根本原因。在此大背景下，1969年2月，毛泽东召开会议，提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研究国际问题；让李富春对国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恰在此时。苏联入侵布拉格，并提出勃列日涅夫主义，让中国感受到北方边疆所受到的威胁。1969年3月，在我国珍宝岛地区爆发的严重流血冲突，使得中苏两国已经处于一场大战的边缘。当时甚至有消息说：苏联想用原子弹对付中国。此外在东部沿海，除了日本和韩国不断表现出的敌意，解放军还要警惕国民党部队可能从台湾发起的反攻；西南边陲，中印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美国与柬埔寨建交，使得中国政府对东南方向的安全甚为担忧。自1969年5月，即中苏珍宝岛战役结束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再次要求四位老元帅积极研究国际问题。两个月后，即1969年7月，由陈毅、徐向前等四位开国元帅署名的《对战争形势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交给周总理，该报告详细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间的斗争。在此基础上，陈毅元帅于1969年9月中旬明确提出：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必要时打开中美关系。不久，毛泽东主动开展“乒乓外交”，使得中美关系踏上破冰之旅。然而，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因为朝鲜持续采用激烈的外交政策，导致中朝两国关系急剧发生变化…… 中国与朝鲜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两大友好国家。1950年至1953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便是中国军民携手朝鲜军民抗击“联合国军的友好典范”。但是坦率地说，自从1959年中苏两国关系交恶，以及1966年爆发的“十年动乱”开始后，北京和平壤之间已经处于相互激烈指责的态势。朝鲜受制于地缘劣势，当时选择站在苏联那一边来保全自己。而中苏关系已经交恶的前提下，金日成与赫鲁晓夫站在一起，那么朝鲜方面对于中国的态度已经显而易见。当时中朝两国关系到底恶化到什么程度？金日成曾经下令暂停使用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建的医院和设备，由此带来的所有物资损失，将由苏联政府全部补偿。甚至平壤方面还对当时的中国内政发表不合时宜的荒谬评论。加上20世纪60年代末，朝鲜与美国关系极为紧张，朝鲜对美国、韩国又采取一系列激进的进攻手段。包括1967年在“三八线”附近非军事区制造大量事端，导致300余名美国军人丧命；1968年1月21日凌晨，朝鲜派出特工偷袭韩国总统府；1968年1月23日，朝鲜抓获美国间谍船只。一连串的事件，于1969年4月以朝鲜击落美国一架EC-121侦察机达到顶峰。此时的朝鲜与美国关系日益紧张，背后的苏联则怂恿平壤方面干脆与美国、中国彻底撕破脸。金日成的种种举动，除了招致美国加强在东北亚的海空力量，大幅度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外，其实并没有取得任何预期效果。苏联只是在道义和口头上表示支持，没有在军事或经济上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在这个时候，大批解放军部队部署在鸭绿江沿岸，严密监视朝鲜的动作。因为彼时的朝鲜外交政策越来越捉摸不定，为以防万一，中国必须未雨绸缪。万幸，中朝两国之间没有爆发任何战争。原因是，朝方击落一架美国侦察机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对朝鲜发出战争警告，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向平壤方面提出进行外交对话的要求，金日成马上派出特使访问中国。在北京，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这位朝鲜特使，将金日成转达中国的意见：朝鲜与中国处于唇亡齿寒的境地，尽管两国在过去几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中国仍然愿意作为朝鲜的坚强后盾。这番诚挚的建议彻底打动金日成。再加上当时国际环境非常复杂，朝鲜政府也不得不改弦更张。至1971年4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以八点方案的形式提出和平统一新纲领，主张美军撤出韩国，废除韩美、韩日条约，通过大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作为过渡性措施和实施南北联邦制，以及召开南北政治协商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改善与中国以及美国的关系，为提升其国际地位提供了一次历史性机遇。再加上中苏边境冲突结束后，中朝双方都感到有必要言归于好。 1970年10月，金日成秘密访华，中朝双方签订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如此一来，中朝关系在中美关系解冻前已经恢复正常。后来中国与美国进行频繁外交谈判中，除了台湾和越南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我们东北亚唯一的盟友朝鲜。在此多事之秋，中美双方希望朝鲜半岛能够保持稳定的局面。包括周总理在此后不久对金日成作出的保证：中国与美国打交道时，我们不会放弃原则，更不会违背盟友的利益。此番种种，无疑增强了朝鲜的信心。还没等到中美正式接触，金日成就率先采取行动，强烈要求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在议程中必须列入两项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内容。当尼克松访问中国后，金日成对中国在中美会谈中对朝鲜问题给予的特别关心，且多次表示感谢，而他对中美谈判的结果同样很满意。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以德报怨，为中朝关系的正式恢复以及后续的顺利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025-03-26T08:29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1978年之前，在国内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农村普遍贫困，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等基本建设投资占比不及“一五”计划时期水平。“一九七八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五十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当陈云在一份内参上看到“延安还有不少群众靠讨饭过活”时，痛心道：“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对此，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过去十年欠了帐。‘骨头’和‘肉’，‘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帐。” 央地财政收入比例失衡，中央财力严重弱化。受“文革”影响，中央财政所掌控的财力本就薄弱，又因弥补历史欠账，致使财政支出压力陡增。 1977—1979 年，中国全国财政收支情况是：1977 年收入 874.46 亿元、支出 843.53 亿元；1978 年收入1132.36 亿元、支出 1122.09 亿元；1979 年收入 1146.38 亿元、支出 1281.79 亿元。三年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较慢，支出增速较快，收支大致平衡。但略微平衡的表象中却隐藏着中央财政危机：1977—1979 年，中央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13%、15.5%、20.2%，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 279.85 亿元、356.35 亿元、423.74 亿元。此时“中央财政历年的结余早已用光，不仅欠地方的钱没有还，还向银行透了支”。由于中央财政占比较低、赤字日益扩大，央地财政关系亟须调整。
2025-03-25T12:12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1978年之前，在国内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本帖最后由海阔天空TVB 于 25-3-25 23:31 编辑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捂紧了中国的钱袋子，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中国自己的事情上。这一点，邓小平像诗人海子，开始关心国内粮食和蔬菜生产供应情况，中国开始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捂紧中国钱袋子的决策，是邓小平的一个功绩。建国之后，在国内经济很紧张、物质紧缺、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几亿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中国曾经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坚持长期无偿支援了三个国家。第一个是东欧小国阿尔巴尼亚，第二个越南，第三个是朝鲜。中国的无偿支援，不但没有把这三个国家支援为自己的真正朋友，反而把他们支援为我们的敌人。阿尔巴尼亚远在东欧，当时宣传说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就是说，远天远地的阿尔巴尼亚就是我们的紧邻。朝鲜是中国的北方近邻，为了支援朝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累计出动兵力240多万人，人员伤亡约40万，有据可查的志愿军战士牺牲人数高达19万，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还耗费了大量的物资财富用于军事开支。中国人经常说中朝关系是鲜血凝成的友谊，但是 20世纪60年代末，投靠苏联的朝鲜竟然把中国视为敌人，甚至在苏联怂恿下，准备与中国开战，双方一度剑拔弩张。越南是中国的南方近邻，为了抗美援越，中国人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勒紧裤腰带，无条件的全力满足越南的要求，结果是同志加兄弟之后，1979年不得不和越南打了一仗，越南人用中国无偿援助的武器物质侵犯中国，从1979年开始，中越边境冲突持续不断，一直到1989年双方才停战。就是现在，越南还对中国充满了敌意。截止1978年，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然无偿花掉了中国100多亿人民币。1977年，中国全国当年的财政总收入才874亿元，全国当年的财政总支出为843亿元。阿尔巴尼亚当时人口就是200万，等于每人人均花掉了中国5000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普通职工每月工资收入只有十几元人民币。最让人觉得而不可思议的是，阿尔巴尼亚拿到了中国过多的水泥，就在整个国家修筑地堡。另外在阿尔巴尼亚修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不到200人就拥有一座用中国水泥修造的纪念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阿尔巴尼亚前总理谢胡有句名言：“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当时的中国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问谢胡：“你们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 谢胡回答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无偿的支援，会把那些不劳而获的国家支援成为无赖，支援成为诈骗我们的经济流氓，阿尔巴尼亚就是一个典型。抗美援朝花费了100亿美元，当时中国的人口是4.5亿，全中国每人平均承担22.2美元。但是在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中国还在无偿支援朝鲜搞建设。 1978年，邓小平访问朝鲜，朝方安排邓小平参观七十尺高的金日成铜像。邓小平看着金光闪闪的铜像问：“这尊雕像的外表从头到脚花了多少亿元黄金贴起来？” 邓小平难掩内心的气愤。在朝期间，他不止一次地毫不客气指责朝鲜把中国的援助用来修造黄金雕像，对金日成向中国再次要钱很是不满，并且当面拒绝了对朝鲜的援助。获得无偿援助最多的同志加兄弟是越南。抗美援越期间，中国花掉了200亿美元，98%属于无偿援助。当时这笔钱相当于中国十年的教育经费支出。越南拿走了中国3亿多匹布，3万多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最后美国是被中国和越南共同打走了，结果却是越南把中国视作敌人，甚至用中国支援他们的武器弹药物资侵犯中国。邓小平是务实的，也就是说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知道虽然中国不富裕，但是中国块头大。然而在邓小平看来，块头再大，也绝不舍得把中国的票子扔给别人。用自己的钱培养一个自己的敌人，这是再愚蠢不过的做法了。邓小平有勇气纠正过去的错误，开始捂紧中国的钱袋子，开始把中国的钱看作是中国的钱，而不是别人的钱。特别是不再以培养朋友的名义挥霍自己的钱，把中国的钱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上。从1978年起，邓小平决定叫停对于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1978年邓小平访问朝鲜之后，也结束了对朝鲜的大规模援助。 1979年，邓小平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自然也就叫停了对越南的援助。正是小平同志这种捂紧钱袋不乱撒钱，把中国的钱用在中国人民身上，用在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务实精神，再加上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从而让中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小平之“怒”，其实就是国家之福。
2025-03-25T12:12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1978年之前，在国内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本帖最后由海阔天空TVB 于 25-3-25 23:05 编辑 1974年10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方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继续无偿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内物质短缺，很多人吃不饱饭，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上，霍查公开抨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终止不计成本无条件援助阿尔巴尼亚。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五、超出中国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向中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求中国提供外汇资金帮他们还债。而当时的中国，国内物资短缺，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几亿人吃不饱穿不暖，1959年至1962年还闹饥荒，活活饿死很多人。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70年代，中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明显超过了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为3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从1978年起，中国不顾国力和财政压力，不计代价全力对外援助的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2025-03-24T22:12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1978年之前，在国内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
1978年之前，在国内物质紧缺、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几亿人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中国曾经长期对外援助110多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就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蒙古、柬埔寨、尼泊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老挝、埃及、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马里、几内亚、索马里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提供过大量经济援助，1978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据公开的统计数据，截至1978年，中国有9.63亿人口，全国贫困人口占比超过90%，农村人口当时有8亿多，但有7.7亿农村居民属于贫困人口，农村贫困率约为97.5%，其中有2.5亿人长期忍饥挨饿，吃不饱、穿不暖。直到2000年以后，中国大多数居民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一、新中国建国初期对蒙古、朝鲜、越南的援助力度有多大？新中国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中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北越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二、 1986年，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中国建设的最好的体育场馆，不在中国，而在非洲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198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中国建设的最好的体育场馆，不在中国，而在非洲。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中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à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 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高层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迫害，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三、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 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中国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 1971年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中国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 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 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 1961年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 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2025-03-27T08:58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精简政府机构，缩减编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什么信号？
这些人口小县，正在精简机构，缩减编制，减轻财政负担，很多中小城市也在精简编制熊志 2024年10月16日精兵简政的政府机构改革浪潮，不只是县城，很多中小城市也开始大规模推进了。精简编制，砸碎铁饭碗，缩减编制数量，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动真格了。最近，中央编办主任李小新透露，2024年以来，按照部署，结合地方机构改革，在97个人口小县开展机构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推动机构真正减下来、职能作用真正强上去。”人口小县的这一波机构改革浪潮，说白了就是精兵简政、降本增效，减轻地方的财政负担。在房地产熄火、债务率攀升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下，大量人口流失、依赖财政输血的县城，甚至中小城市，形势越来越紧迫，推进机构改革，砸碎铁饭碗，已经没有退路可言。 01 县，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202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的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多达2843个，这些单位中65%为县和县级市，所容纳的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放在如此庞大的基数下，97个人口小县开展机构改革，远远谈不上是普遍状态。但不可忽视的是，近几年来，精简机构和编制的改革浪潮，在县级层面明显呈加速推进的状态。 2020年，山西率先“动刀”，在省内选取了临汾市浮山县、太原市娄烦县等6个县城，进行机构改革的试点。这些县城有一个共同特征，人口数量较低，不足20万人，甚至只有几万人，称得上是“袖珍县”；同时，机构设置相较于县城规模，显得越来越臃肿冗余。具体的改革路径也不复杂，该撤销的机构撤销，该合并的合并，减机构、减人员、减经费、减层级，实现大部制、扁平化。以临汾市浮山县为例，通过机构改革，将35个党政机构精减为22个，精减37%，科级领导职数由154名精减为128名，精减17%。目前，湖南、安徽、青海等多个省区已经陆续跟进，人口小县的机构改革浪潮，正在从山西扩散到全国。根据统计，全国不到20万人的人口小县，一共多达400多个，其中5万人以下的袖珍小县，也有近百个，这些地区启动精兵简政的机构改革，大概率只是时间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农民进城置业安家，就近城镇化，县城的城区人口规模随之持续膨胀，成为我国人口主要的生活场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还掀起了“撤县设市”的浪潮，一些人口大县纷纷谋求身份升级，希望获得更高的管理权限，做大做强。随着县城的不断扩张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行政机构与编制人员也随之增多。在不少人眼中，考上县城公务员，躺平当“婆罗门”，是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如今，机构改革浪潮席卷，精兵简政意味着铁饭碗不再铁，编制的增长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02 越来越多的省份，对人口小县动刀，缩减编制，这是形势压力下的必然。经过多年的发展，绝大多数县城，如今已经过了扩张的阶段。随着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县城的人口流失现象日益加剧。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近七成的县级行政单元（县和县级市）常住人口在减少。到2020年年底，县域人口规模的占比，处在历年的最低值，净流出人口总规模已经超过1.5亿人。一边是人口在持续外流，一边是机构设置仍然延续着人口巅峰时期的规模，编制没有进行删减，这就导致服务对象不断减少，提供政务服务的人员越来越多，财政负担日益沉重。以前面提到的山西浮山县为例，常住人口不足10万，机构改革前的2020年，它有超过5900名财政供养人员，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1.3亿元，仅仅给财政供养人员发放薪酬，就需要4.6亿元。所以很多网友调侃，一些小县城，如今只剩下“公务员经济”。要知道，中西部的很多县城，根本没有多少像样的产业，造血能力较弱，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两个渠道，一是房地产，二是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输血。当下，县城人口加速流失，房地产的增长引擎彻底熄火，楼市库存积压难以消化，土地财政模式难以维系，财政收入承压，不断攀升的债务率，更是如同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在全国过紧日子的大背景下，面对不断加重的供养负担，上级财政也没有那么多余钱来支援，大幅精简编制和人员，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缩减编制数量，不仅是因为财政养不起了，更在于，继续维持臃肿的机构设置，很容易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低下。这些人口小县的机构改革，纵向缩减中间层级，横向则将一些职能重合的部门合并，普遍朝着扁平化的方向推进，在减轻财政供养负担的同时，还可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最简单一点，一个审批事项，可能不用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了。 03 放眼全国，精兵简政的机构改革浪潮，不只是县城，很多中小城市也开始大规模推进了。比如2024年4月，河南省委编办的《扎实推进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经公布后引发热议，其中提到，在省直单位层面，除学校医院外，按照“531”比例进行精简。也即，事业机构按不低于50%精简，事业编制按不低于30%精简，其中财政拨款事业编制精简比例不低于10%。而在此之前的2021年，黑龙江经过一年的事业单位改革，共精简事业单位2735个，收回事业编制8.3万余名。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县城还是省直单位，类似的机构改革，往往不是直接将一些在编人员清理出去，不是直接端掉他们的铁饭碗，而是严格控制编制的总体规模，渐进式缩减编制数量。比如，以前可能是退休一个，就再招一个进来，现在退休两人甚至三人，才能再招录一名新人，逐步实现精简。对体制内人员来说，尽管这还算不上是淘汰机制，但也意味着，铁饭碗不再铁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进人更难，考公、考编的难度将进一步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编制数量有限，要处理的事务又比较繁多，不少地方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会大量聘用编外人员，来分担部分工作。但在财政供养压力持续增大的背景下，这些编外的合同工，接下来也会是精简的对象。像湖南此前就曾披露，该省多地开展编外人员清退工作，一县卫健教育系统各清退500人。考虑到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中后期，人口增长放缓，经济也进入转型调整的新阶段，人口小县的缩编改革，将只是一个开始，更大规模、更强力度的改革浪潮还在后面。据不完全统计，今年270个公布2023年常住人口数据的城市，157个人口在减少，人口流失成为大多数城市的常态。随着人口减少，服务民众的机构和编制人员数量，当然也应该随之精简压缩。接下来，政府机构改革要勇于突破既得利益的束缚，以更大的决心，大刀阔斧地推进。编制数量的调整，和地方的人口规模、财政状况相匹配，少一些不必要的机构，少养一些冗员，地方财政和经济发展才能够持续。
2025-03-22T13:28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精简政府机构，缩减编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什么信号？
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精简机构，缩减编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什么信号？凯风 2025年03月06日铁饭碗，不会扩张了，编制要缩减了。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除了提出“稳住楼市股市”、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外，首次提及“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这是继“过紧日子”之后又一重磅举措，与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经济大省事业编制改革、多地清理编外人员形成共振。严控“铁饭碗”，释放了什么信号？ 01 为何要“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财政供养人员，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财政供养人员主要指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广义财政供养人员则涵盖所有吃“财政饭”的人员。目前究竟有多少广义财政供养人员不得而知，但“铁饭碗”吸引力与日俱增则是不争的事实，“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是为此而来。严控财政供养人员，不等于开始“砍”铁饭碗，但也足以说明，传统的扩张模式行不通了，大量招人，大手大脚花钱成为过去式。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取决于政府职能，且要与人口数量、财政承受力相匹配。一旦人口数量减少，或者财政增速放缓，财政供养人员自然要随之而调整，“过紧日子”的要求正是由此而来。财政是短期影响。据第一财经梳理，2024年全国广义财政收入约28.2万亿元，同比下降1.9%，广义财政支出约38.6万亿元，同比增长2.7%，两者差额约10万亿，主要靠发债弥补。越是关键时刻，钱越要花在刀刃上。刺激消费需要钱，鼓励生育需要钱，发展新兴产业需要钱，应对外界冲击也需要钱，财政自然要量入为出。人口则是长期变量。中国人口总量已经连续3年负增长，多数省份告别增长模式，部分收缩型市县更是面临人口长期萎缩的困局。人工智能则带来新的变数。如果说10年前的“互联网+”，打开数字政府的新时代，那么如今的“人工智能+”，正在开启AI政务的新纪元。就在不久前，深圳首批“AI公务员”上岗，可实现公文格式修正准确率超95%、审核时间缩短90%、错误率控制在5%以内。 AI还处于技术跃升的前期，对传统岗位的冲击还没到来。一旦技术成熟且大规模应用，取代部分事务性工作并非没有可能，部分“铁饭碗”可能首当其冲。无论如何，“铁饭碗”不“铁”，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即将到来的现实。 02 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砍”铁饭碗了。与国家层面相对稳妥的“严控”相比，一些省市已经开始主动精简机构、清理编外人员，甚至直接对铁饭碗“动手”。 2025年2月26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宣布全体公务员“冻薪”两年（暂时不涨薪），同时未来3年每年削减2%职位编制数，预计将有1万个“铁饭碗”被裁减。香港公务员向来以薪酬高企、福利待遇优厚而著称。正常情下，无论升职与否，香港所有公务员每年都有不同幅度的加薪。但如今，不涨薪还不够，还要直接削减编制数量。高峰时期香港特区共有19.6万个政府公职岗位，未来将减少到18.6万个。这背后，财政是主要症结。过去5年，香港有4年出现赤字，每年的赤字额度数百亿元乃至上千亿元不等，导致财政储备从1.1万亿跌到不足6000亿港元。在内地，河南、山东、黑龙江等省份，将改革重点放在了事业单位，部分“小散弱”的事业单位被裁撤，大量编外人员遭到清理。前不久，山东省10部门印发意见，启动省属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的全面改革，收回相应事业编制，相关人员并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同一时期，河南启动事业单位改革，省直事业机构按不低于50%精简，事业编制按不低于30%精简，财政拨款事业编制精简比例不低于10%，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和事业编制16名以下的事业单位。经过这轮改革，河南省直单位撤销科级和事业编制16名以下事业单位以及“空壳单位”137个，事业编制精简46.9%，厅级领导职数精简9.3%、处级领导职数精简25.5%。不过，这些被精简的编制并非全部消失，而是“减上补下、减县补乡”，一部分下沉到基层部门，一部分用于科技、教育、民生等重点领域。事业编制短期还能整体保持稳定，编外人员则成了首先被“动刀子”的对象。 2024年初，哈尔滨出台规定，要求市直机关编外用人原则上5年内精简完毕，每年精简不少于本单位编外用人员额的20%。湖南多地披露编外人员清退工作，一县卫健教育系统各清退500人，还有县表示全县1038名被清退编外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准铁饭碗，毕竟不是铁饭碗。一旦财政吃紧，或者政策压力席卷而来，编外人员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清退对象。 03 人口小县，首当其冲。去年中央发布的重要改革“决定”提出，稳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山西、湖北、湖南、西藏、安徽、青海等地纷纷推进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多个行政部门被撤并精简，部分事业单位编制被缩减，部分县域缩编人数超过千人。作为先行者的山西河曲县，党政机构由36个精简为22个，领导职数由135名降为114名，涉改事业单位由186个整合为40个，事业编制数由1964名核减为659名。湖南古丈同样如此。经过改革，全县机构限额由改革前33个调整为23个、核减科级领导职数55名，产业园区编制、科级领导职数分别精简69.2%、83.3%，县级议事协调机构由271个减至21个，精简率达92%。当然，政府机构改革不意味着一刀切裁员，而是通过退休或下沉基层来消化，渐进式缩减编制数量，相对来说更为温和。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事业单位招聘采取的就是“退三进一”，即退休3名事业编人员才能新招1名，以此逐步缩减编制。人口小县，为何成了机构改革的先行者？作为一级政府，无论是几万人的小县，还是百万人口大县，行政部门、事业单位总量不会相差多少，事业机构动辄一两百个。在全国，1800多个县域中，人口低于20万的400多个，5万以下的袖珍县接近90个，而百万人口大县不到100个。正如瞭望东方周刊调研所发现的，人口小县普遍存在财政供养入不敷出、财政支出主要依靠转移支付、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欠合理、事业单位“小、散、弱”等问题。因此，整合冗余单位，机构和职位瘦身，乃至精简铁饭碗，缩减编制数量，就成了必然。这还只是第一步，随着人口不断收缩，一些县城、地级市会否面临被撤销或合并的命运，备受关注。 “铁饭碗”变革才刚刚开始，更大的变局还在后面。
2025-03-23T12:47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人前反美，人后偷税，司马南之流嘴上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
司马南在普通体力劳动阶层和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里，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接受度。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所以很容易把共有的东西当作自己的骄傲。而司马南伪装出来的道貌岸然和刻意经营的爱国人设就是他的保护色。乘车期间有人问货拉拉司机“你觉得（司马南）讲的有道理么？”司机毫不犹豫的回答，“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挺深刻的，分析的很好。”“感觉司马南这个人是挺有正能量的一个人。”又问，“你有印象的，他讲得比较好的是哪些呢？”他说，“讲的俄乌战争、中美贸易、中美关系。” 然而众所周知，司马南擅长的就是用其伶牙俐齿和表演才能输出情绪价值。但这些貌似有几分歪理的背后，是满嘴的胡说八道。司马南批判民营经济、污名化民营企业家、质疑杨绛、煽动鼓噪中美对抗对立，侮辱和矮化乌克兰的保家卫国……无一不是为了迎合情绪而煽风点火、制造对立，从而疯狂收割流量。但这些，最后都变成他粉丝追捧的所谓正能量。司机大哥自称看过司马南的所有节目。有时候没时间听完，还要收藏下来晚上慢慢听。乘客问他最欣赏司马南哪方面。他说，喜欢司马南的正能量。乘客又问他，你看了司马南那么多视频，给他打过赏没有。他回答，一次都没有。乘客再问，“那你有没有买过司马南带货的东西，前段时间司马南不是还在代言西凤酒”。他的回答依然是否定。乘客于是提出质疑，“那你怎么知道司马南能赚很多钱？”他露出“你这人少见多怪”的表情回答，“给人家点一个小红心人家就能赚到钱。”紧接着又找补了一句“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他都赚了那么多钱了，还要偷税，真不是个东西”。乘客闻听不禁莞尔。聊到了司马南在美国有房子，而且他的老婆、儿子都在美国；娶的儿媳妇也是美国人。司机大哥表示从没听说过并且难以置信。乘客只能打开手机搜出相关证据表明我并非凭空捏造。那一刻，仿佛听到司机大哥的胸口处传来咔嚓一声。就像有什么东西突然碎裂了似的。司机的表情也从难以置信变成了愤慨。连称司马南是“明里骂美国背地里舔美国，太坏了，不可信！”乘客问他“关键是你为什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呢？”他说，“咱就是拉活儿呢，老百姓谁懂那么多。都是看抖音，看司马南小视频。讲的挺好挺棒的。每集我都听完，我都没落过。就算听不完了也会收藏。哪段没听完收藏一下，晚上接着听司马南讲”司机大哥接着说“我感觉司马南那个人挺棒的。我感觉司马南是挺正能量的一个人。谁知道这小子这么坏。” 此外，虽然司马南坐拥全网高达六千万的粉丝量，但他粉丝的消费力并不高。并且他们对于司马南的支持也大多是在口头上。生活中的不幸让司马南的粉丝需要有一个情绪宣泄的借口和渠道。司马南恰好就充当了这个群体的嘴替。司马南所做的不外乎是把这些人的焦点引向他所编造的谎言陷阱。以煽动挑唆为能事，对于真正需要社会关注的事情从来避而不谈。但是司马南做了那么多情绪价值输出，可曾真心实意为底层民众的痛苦和遭遇奔走呼号？欺骗社会底层的人其实才是最不要脸的！正是因为司马南的粉丝们并不需要从他这里获取什么价值，只需要借司马南之口发泄情绪。所以当得知有关司马南在美国拥有房产的真相时，货拉拉司机会怒不可遏的说：“都说他爱国，司马南正能量。儿子儿媳妇都入美国，他还爱个X国”“现在我一集都不看他的”“塌房的人你看他干嘛”“打了仗肯定朝美国跑啊，还能相信他？儿子儿媳妇在美国，他为什么能对中国好啊！”司机大哥的这几句话非常质朴的揭露了司马南的本质。原本还想问问他，除了司马南之外还会关注哪些碍国大V，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司马南扑街，最高兴的应该就是中专卢大师、一个莎比这群人。不知道又会有多少司马南的粉丝会转投他们的麾下继续接受收割。一个司马南倒下去，还会有千百个司马南爬起来。爱国这碗饭是恰不完的。在下车之前，乘客半开玩笑的问司机，你会让你的孩子成为司马南的粉丝吗？司机一怔，然后连连摆手。司马南将这次因偷漏税翻车的事情甩锅给他的MCN公司。但有趣的是，包括他本人在内，都对这个“神秘”的MCN公司的名字讳莫如深。看来，一直把矛头对准资本的司马南，坐拥六千万粉丝的超级大V司马南，可以随时随地爱国战袍加身的司马南，其实也不过是被资本推在前台的小丑。司马南已经成为了过去时，但司马南的时代还远远没有过去。通过某媒体记者微信采访司马南的记录可以得知，他已经登上了国际航班。是否飞去美国与家人团聚尚不得而知。从全部聊天记录的语言特征，以及在最后时刻依然把自己描绘成“一辈子都是模范先进光鲜人物”来看，可以有七八成的把握确定这就是司马南本南。很多人知道司马南在美国有房产，但货拉拉司机却表示从未听说过。他能够得到的推送信息，都是用来加固他的认知。可见互联网的信息分发机制已经把整个社会划分成若干个平行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层半透明的玻璃。我们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想什么。我们能得到的的信息并不相同。因此也让彼此眼中的世界不同。有些人可以从荒诞中走出来，另外的人可能注定一辈子都会活在荒诞中。司马南这杆破旗终究是立不住了。但司马南和他所代表的爱国绑架利益集团并没有受到动摇。他们割裂、简化公共议题，把复杂问题简化为“赞成即爱国、反对即卖国”，将爱国情感工具化、情绪化。混淆公众认知，以爱国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或影响力。有人质疑或者持不同观点时，会立刻扣以“崇洋媚外”“没有国家立场”等罪名。实质上是选择性批判和双重标准。司马南所代表的爱国绑架和立场营销是对公共理性空间的侵蚀，只可能加剧社会撕裂与极化，损害真实的爱国情感。查处一只司马南的作用着实有限。铲除司马南滋生的土壤，告别不分青红皂白不讲事实的仇恨才更重要。在这个时代，抵制司马南，是一个人是否觉醒的标志。今天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下一代不要再成为司马南、中专卢大师、一个莎比之流的粉丝！
2025-03-22T12:32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人前反美，人后偷税，司马南之流嘴上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
美国、欧洲、日韩，司马南全部批判打倒；指责民营企业、资本、市场经济，司马南坚决又彻底。可现在查出来，这么一个爱国大V竟然偷税，这让他的几千万粉丝情何以堪？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这是写在国家法律里的，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却连依法纳税都做不到，他爱的哪门子国？爱国这门生意一定要伪装好，一旦露馅儿就是弃子了。既然做爱国生意，给自己立了个高大伟岸的爱国形象，就应该言行一致，爱惜自己的羽毛。可司马南干了些什么？一边骂着美国，一边偷偷在美国买房，直到被人爆出千夫所指才被迫承认。一边喊着爱国，一边却大肆偷税，被查了就甩锅说是MCN干的，自己不知情。这是典型的色厉内荏两面派做法。这些年司马南热衷点评时事热点，以反问、质问等语言技巧发布一些具有煽动性的热点话题，凭此快速成为互联网上的爱国大V、意见领袖。很多人没看明白，司马南做的爱国生意，和爱国没有关系，他言行的本质都是逐利的。这里的逐利不仅仅是追求money那么简单，而是通过出卖道德换取财富，而且他会习惯性地以反智和谎言欺名盗世来获取名气、影响力和背后的经济封赏。不然你真的以为一个60多岁的老头，能一个月发几十上百个视频文章，还全网运营？司马南背后的资本同时还运营着好几个类似的爱国大V，如何吃这口饭轻车熟路。中国不排斥资本，把资本放入笼子里为我们所用，其实是对社会发展是有好处的，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像司马南这种所谓的被包装出来的意见领袖，对我们的社会绝对有害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反对资本，但他另一方面又被资本打包成爱国斗士去四处赚流量恰烂钱。但被资本拥簇站在舆论之巅的，也最容易翻车，因为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站得越高反噬的越猛。那为什么说偷税只是司马南最轻的罪？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对社会舆论的撕裂，远比偷税带来的后果更严重。在网络上，只要敢对司马南夹带满满私货的言论做指摘，哪怕例证再明白不过，他的忠粉也往往是不听不管不顾，上来就要为他打抱不平—— 司马南那么爱国，你批评他，你就是恨国公知汉奸！这些忠粉的套路和司马南一个尿性，撒泼打滚混淆是非寻死觅活。即使司马南凉了，依然不能让他的坚定信众动摇、怀疑和清醒。骗子永远只骗傻子，而傻子永远会活在各式骗局里，游刃有余，乐在其中。也有句话讲，轻言大义者，临阵必变节。如果社会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是看他做了什么，而是看他口号喊得响不响、骂人狠不狠，那么最后捧出来的“榜样”里，不可避免的会有司马南这样的人。最懂傻子的是骗子，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来都不缺司马南，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司马南。
2025-03-21T22:00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人前反美，人后偷税，司马南之流嘴上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
人前反美，人后偷税，司马南的税单撕开"爱国生意"画皮，嘴上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稽查局公布了司马南偷税案件，说前期依托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司马南涉嫌偷税，后对其立案检查。经查，司马南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共计462.43万元。此外，其实控企业北京某影视策划中心通过虚列成本费用，违规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等方式，少缴企业所得税75.32万元。最终司马南被追缴加罚款共计926.94万元。司马南因偷税漏税被有关部门重罚900万后，网上流出的一段司马南自我辩护的聊天记录。这位自称“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东城区居民”的网络大V司马南，颇为懊恼地表示：偷税这事儿不怪他，主要问题出在与自己签约的MCN公司身上，是公司没依法纳税，自己有失察之责。此外，司马南还特意说明：做自媒体这6年来，他自己一共就赚了600多万，却被罚了900多万，教训非常沉重。事实真的如此吗？根据官媒发布的消息，咱们就让DeepSeek根据罚款金额和税率，反向推算下司马南的实际收入，DeepSeek经过长达117秒的计算，得出结论——近6年来，司马南最低收入可能超过1290万元，比他自己声称的600万高了一倍。最近这些年，司马南热衷点评时事热点，以反问、质问等语言技巧发布一些具有煽.动性的热点话题，凭此快速成为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似乎摸到了流量密码。司马南在语言上惯用“擦边球”，意思他说的话都是听隔壁王奶奶说的、门口刘大爷说的......，反正都是听别人说的，与己无关，但是不妨碍他反复推敲，抛出各种反问和质问，隐藏有罪推定。这其实就是一种语言陷阱，你不站出来解释，你就是心虚，继续网暴，你站出来，更加会令舆论爆棚，又正中其下怀。不过让司马南真正“封.神”的，还是他夹带私货攻击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司马南张嘴闭嘴提爱国、动不动就对民企上纲上线，只是为其暗地里蝇营狗苟所扯的大旗罢了。司马南被人扒出在美国买房置业，出席美国大使馆的宴请，将“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嘴上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而网友的情绪很容易被其嘴上说的口号所煽动。以“反.美斗士”著称的司马南在美国买了房、老婆孩子都在美国被揭露，他竟然还能靠胡扯八道的自圆其说让粉丝相信他是“爱国的”，还能让粉丝拥趸洗白白，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期间舆论撕裂，只要对司马南夹带满满私货的言论做指摘，哪怕例证再明白不过，司马粉也往往是不听不管不顾，上来就要为司马打抱不平、以老拳相加。现在歪嘴司马南被查处，再次表明，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司马南以“批斗式舆论”裹挟民意，将个别企业的治理问题泛化为“资本原罪”，甚至嫁接“离场论”的极端谬论，撕裂了社会共识，又动摇了企业家深耕实业、发展经济的信心。若放任此类言论蔓延，最终将损害中国的竞争力。近年来，决策层立法保护民营企业，信号清晰坚定。但要让企业家真正吃下“定心丸”，不仅需制度护航，更需舆论场激浊扬清。对司马南偷税的查处，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爱国不是煽动对立、制造内耗的“生意”，发展经济也容不得“低级红”“高级黑”的搅局者。唯有让企业家心无旁骛，让舆论场回归理性，才能避免内耗，进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2025-03-24T20:47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尼日尔军政府明目张胆打劫，侵占中石油资产！中资企业46亿美元海外投资会不会打水漂？
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 1961年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 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2025-03-24T20:45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尼日尔军政府明目张胆打劫，侵占中石油资产！中资企业46亿美元海外投资会不会打水漂？
新中国对外援助100多个国家，力度有多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1978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一、新中国建国初期对蒙古、朝鲜、越南的援助力度有多大？新中国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中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北越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二、 1986年，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中国建设的最好的体育场馆，不在中国，而在非洲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198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中国建设的最好的体育场馆，不在中国，而在非洲。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中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à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 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高层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迫害，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三、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 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中国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 1971年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中国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 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 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2025-03-24T13:20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尼日尔军政府明目张胆打劫，侵占中石油资产！中资企业46亿美元海外投资会不会打水漂？
西非国家尼日尔军政府明抢中石油巨额资产！中资企业46亿美元海外投资会不会打水漂？西非内陆国尼日尔，这个曾被中国视为“新铁杆伙伴”的国家，近日竟公然撕毁协议、驱逐中资企业高管、查封资产，甚至武力掠夺中国在非洲苦心经营22年的石油产业链。 2025年3月14日，尼日尔军政府没收了中石油4亿美金的款项，武力驱逐了3名中石油公司高管，同时没收并关闭了首都一家属于中国公司的豪华酒店。 2023年尼日尔军政府上台后，高调驱逐美法驻军，宣称要“独立自主”。中国迅速伸出援手，提供4亿美元低息贷款，帮助尼日尔渡过财政危机。中石油更在当地建成1980公里输油管道、炼油厂和配套酒店，打造了从开采到出口的全产业链，投资规模超40亿美元，占尼日尔原油出口的70%。中石油帮助尼日尔政府缓解财政困境，换来的却是一场“农夫与蛇”的悲剧。 2025年3月还款期临近，口袋空空的尼日尔军政府不仅没脸红，连句“求延期”都不会说，直接祭出“硬抢”大招。尼日尔军政府先是给中资企业金德尔炼油公司甩了个1.3亿美元的“天价税单”，还摆出一副“限期不交就翻脸”的架势。问题是，尼日尔国有石油公司还欠着金德尔4.1亿美元呢！这操作，简直是无赖巅峰。这哪是政府啊，分明是披着官皮的土匪。这场发生在撒哈拉边缘的冲突，把中国 "不干涉内政" 原则和70亿美元国有资产安全推到舆论风暴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西非政变国家对华债务违约率已经飙升到47%，远超非洲大陆23%的均值，尼日尔铀矿占中国核燃料进口总量的12%，直接关系到国内17座核电站的运行安全。中国在非洲的传统策略正遭遇现实挑战。赶走了美国法国之后，尼日尔引入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同时接受美国2.5亿美元基建援助，想玩转“平衡外交”。尼日尔军政府算准中国有“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赌中方不会对他们使用武力。对比一下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在马里以 "安保换矿权" 的模式，中国在苏丹冲突中被动撤资导致的43亿美元损失，凸显了 "纯商业" 思维的脆弱性。尼日尔铀矿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12%的进口依赖度，更在于它控制着全球18%的未开发铀资源。如果失去这个供应源，中国核电产业就得被迫转向哈萨克斯坦，采购成本预计增加27%。这样的背景下，东大急需改变在海外的策略。该出手时就出手，吉布提基地的 "彩虹- 5" 无人机可覆盖尼日尔全境，红外成像系统能实时监控铀矿运输路线。 2024年，尼日利亚中国城私营武装成功解救12名被绑架工程师的案例，证明非官方护侨力量的可行性。目前已有5家中国安保公司在尼日尔边境建立训练营，配的有反无人机防御系统。非洲有些国家的军政府和野蛮政权比较多，和他们打交道，既要智慧，也要魄力。尼日尔事件不是个例。如果放任它“赖账抢钱”，可能会引发非洲多国效仿，动摇中非合作根基。在撒哈拉以南的这片土地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原则，只有为保障国家发展、能源安全等核心利益而不断调整的策略。
2025-03-24T10:38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尼日尔军政府明目张胆打劫，侵占中石油资产！中资企业46亿美元海外投资会不会打水漂？
强烈谴责
2025-03-22T12:31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尼日尔军政府明目张胆打劫，侵占中石油资产！中资企业46亿美元海外投资会不会打水漂？
尼日尔恩将仇报
2025-03-21T21:13 评论了江南采莲创建的话题 › 尼日尔军政府明目张胆打劫，侵占中石油资产！中资企业46亿美元海外投资会不会打水漂？
比李嘉诚卖港口更值得关注：尼日尔军政府明目张胆打劫，抢夺侵占中石油巨额资产！中资企业46亿美元海外投资会不会打水漂？ 2025 年 3 月，西非国家尼日尔的一项政令在国际上掀起波澜。尼日尔军政府以 “歧视性经营” 为借口，要求中石油等企业的高管在 48 小时内离境，同时查封了合资炼油厂的账户，并吊销了中资酒店的执照。尼日尔军政府打着 “资源主权” 的幌子，行 “资产掠夺” 之实，人们不禁担忧，中国企业 20 多年来在尼日尔累计高达46亿美元的投资，是否会付诸东流？在全球矿产能源争夺日益激烈的当下，中国企业又该如何捍卫自身海外资产的安全？ 1．债务危机引发的 “明抢” 行动 2023 年 7 月，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此后军政府陷入了被西共体制裁的困境，财政危机愈发严重。为了缓解这一局面，2024 年 3 月，军政府与中石油达成了一项借款协议：中石油以 7%的年利率向尼日尔提供4亿美元借款，双方约定12个月后尼日尔用等额石油收入进行偿还。从理论上来说，这本是一个双赢的安排，既能够帮助尼日尔缓解财政压力，也为中石油在当地的业务拓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军政府短视与贪婪的本性，却为这一合作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尼日尔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状态，被联合国列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均 GDP 仅为 500 美元。自 2003 年中石油踏入尼日尔这片土地后，便开启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石油累计投入 46 亿美元，先后建成了油田、炼油厂，还铺设了长达 1985 公里的尼日尔 - 贝宁输油管道。中石油运营的炼油厂日产原油可达 2 万桶，这一产量占尼日尔 GDP 的 10%，同时还为该国贡献了全国 12.5% 的税收。此外，中石油还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民生建设，修建了学校、公路等基础设施，为尼日尔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做出预测，随着尼日尔石油产量在 2024 年有望提升至 12 万桶 / 日，其经济增长率将高达 11%。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政变后的尼日尔军政府却选择了“恩将仇报”“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 2025年 3 月，债务到期之时，尼日尔国家石油公司不仅拖欠合资炼油厂高达 2500 亿西非法郎（约 4.2 亿美元）的款项，反而还向中企追缴 800 亿西非法郎（约 1.3 亿美元）的税款。当中国企业拒绝其新增贷款的要求后，尼日尔军政府更是直接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中企高管、冻结中企资产。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失去中企的运营支持后，尼日尔国内迅速陷入油荒，无奈之下，只能向邻国紧急进口 300 车汽油，一个本应依靠石油资源发展的产油国，却陷入了严重的 “能源危机”。 2．受伤的总是中企尼日尔事件并非个例，它只是中国企业出海面临风险的一个典型缩影。在非洲，刚果（金）以 “增加国家持股” 为理由，对矿业中企施加压力；在美洲，加拿大、智利强行剥夺中企的锂矿股权；在欧洲，英国于 2022 年将中广核排除在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之外，这一行为直接导致该项目工程预算从 200 亿英镑大幅飙升至 460 亿英镑，工期也拖延了超过 5 年。这些案例背后，隐藏着中企投资资源国的三个难题：政治局势变得太快，说变就变：尼日尔军政府为了巩固自身权力，不惜借助 “反殖民” 的旗号，煽动国内民粹情绪，将中企恶意塑造为 “剥削者” 的形象。他们要求将原油分成比例从 15% 大幅提高至 30%，所谓的追缴税款，本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勒索行为。大国之间掰手腕：尼日尔军政府在驱逐法美驻军后，引入了俄罗斯瓦格纳集团，试图在东西方势力之间 “待价而沽”，谋取最大利益。在这场大国博弈的棋局中，中企不幸成为了牺牲品。资源民族主义冒头：全球范围内，已有 106 个国家出台了矿产限制政策。例如，加拿大规定锂矿外资持股不得超过 25%，印尼则直接禁止镍矿出口。这些现象表明，资源国的态度正在从过去的 “招商引资” 逐渐转变为如今的 “坐地起价”。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在 202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采矿业的占比高达 18.6%，而非洲更是连续 14 年成为中国第二大投资目的地。虽然在海外投资面临着诸多风险，但高风险往往也伴随着高回报。以中石油在尼日尔的投资为例，其探明储量从最初的 1 亿桶增长至如今的百亿桶。同时，中国企业在全球锂加工产能中占据了 60% 的份额。这种战略布局，正如某学者所形容的那样：“发达国家牢牢把持着‘好地方’，中企只能勇闯别人不敢涉足的领域开疆拓土。 3.如何保障海外资产安全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加速推进，一场 “新淘金热” 正在兴起。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40年，锂的需求将暴增42倍，铜、镍等矿产的需求也将翻番。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源争夺战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美国积极组建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欧盟将 30 种矿产列为关键原材料，日本更是设立了 5000 亿日元的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购买矿产资源。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企业必须保障自身的资源安全。中国企业应进一步完善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例如，中石油在尼日尔炼油厂采用的 “产品分成合同” 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需进一步明确税务、环保等方面的责任边界。 2023 年，某中企在几内亚通过国际仲裁成功追回 12 亿美元赔偿，这一案例充分证明了法律武器在维护企业权益方面的有效性中国企业可以借鉴西方企业的成功经验，建立起专业的安保体系。中国在吉布提的保障基地距离尼日尔仅 1300 公里，2024年解放军曾跨越 5000 公里远赴西非执行任务，展现出了强大的快速投送能力，这也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安保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企业应转变传统的单一资源开发模式，向全产业链合作方向发展。以中石油在尼日尔的业务为例，其不仅专注于采油业务，还积极建设炼油厂、加油站，为当地创造了 5000 个就业岗位。通过这种深度捆绑的方式，能够有效增加东道国的违约成本，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据报道，2024中国跨国公司100大海外资产总额达12.37万亿元，平均跨国指数达17.37%。在如今资源国政变频繁发生，几乎成为 “新常态” 的背景下，从缅甸铜矿到秘鲁铁矿，从哈萨克斯坦油田到刚果钴矿，中国价值万亿的海外资产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风险控制体系。正如某驻非中资企业负责人所说：“我们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到海外投资，但也必须做好应对对方突然翻脸的准备。”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下半场，“持剑经商” 已不再是一种可选择的策略，而是关乎企业生存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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