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采莲评论的话题
2025-02-16T11:50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形式主义有哪些共同特点?有哪些危害?为何屡禁不绝?如何才能真正根治形式主义?

很多群众批评基层的形式主义,其实表现在基层,根子还在上面。

上级单位的官僚主义造成基层负担过重,不得不搞形式主义。有些领导急于造成绩,总是喜欢搞表面文章引起更上一级领导注意,致使基层东奔西跑,做无谓的劳动。

有些是害怕担责,存在路径依赖,除了填表造册,拍照留痕不知道如何部署推动工作,所以就是一有想法就要发个通知、一有事情就要开个会议、一有工作就要搞个责任分解。

互联网上有句梗叫“用魔法打败魔法”,这句话出自动画《成龙历险记》里面,老爹用反派的魔法打败反派之后,得出的结论,其实差不多就是“以彼人之道还治彼人之身”的意思。

而在今天的互联网语境里,一般用来说碰上不按理出牌的人时,你得不按理出牌才能解决问题。

形式主义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得不按常理来解决。

中国社会本来就长期存在的“唯上不唯下”风气,一些领导主政一方,只求对上层交代,而不在意实际效用,如果某些目标任务设定得过激过猛,下级就可能以更为夸张的形式主义态度应对。
2025-02-13T21:46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形式主义有哪些共同特点?有哪些危害?为何屡禁不绝?如何才能真正根治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有哪些共同特点?形式主义有哪些危害?形式主义为何屡禁不绝?如何才能真正根治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上镜头出风头的事情围着、追着、捧着,对群众关心的问题绕着、躲着、拖着。

形式主义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扎扎实实走程序,认认真真走过场”,只讲原则,不拿办法;只要轰动,不计成本;只图虚名,不求实效。

难以给上级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仪式一场接着一场,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

概而言之,形式主义就是假大空、空对空,如沙里雕花、磨砖作镜。表面如火如荼,实则一地鸡毛;看似动作不少,只是原地空转;自己乐在其中,群众苦在其后。俗话说“形式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的危害确实很大:

一是误事。形式主义一般都属表面文章、花架子,不解决任何问题,搞形式主义的人也不想解决任何问题,因此误事是必然的。在单位造成了严重的内耗,有的单位的主要精力或工作形态只有形式主义了,真正搞实事的越来越少,无用功居多;在面上,用形式主义去做经济工作,经济搞不好;去防治污染,环境好不了;去对待民生,民生不可能改善;去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也没法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二是伤财。形式主义虽然不解决任何问题,但有时成本却非常高昂,往往搞得鸡飞狗跳、怨声沸腾,“伤财”又“劳民”、“扰民”,一些本可以用来济困办学、修路架桥的钱,成了形式主义的牺牲品。

三是制造隔阂。形式主义严重败坏党风政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党的方针政策的公信力,伤害群众的感情,减损群众的信任,消解群众的信心,进而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形式主义自古有之,但缘何屡禁不绝?就在于它总摆出一副“政治正确”的样子,把上级的要求挂在嘴上,说起来滔滔不绝,却轮子空转,啥也不干;把群众的呼声当成幌子,听起来热热闹闹,却虚晃一枪,掠影浮光。这种堂而皇之的“政治排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效果”,成为许多不正之风的“门神”,成为一切工作的大敌。比如,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粉饰。对此,有心批评者担心唐突了“发展的好形势”,有意反对者忌惮触碰了“官场禁忌”,最终任由表面上的花团锦簇,掩盖了矛盾的存在,拖延了问题的解决。

形式主义只所以屡禁不绝,归根到底,搞形式主义最省力气、最易糊弄事、最好应付事,上下级之间彼此心照不宣,默契配合互相呼应走过场。

形式主义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而且感染力很强,似乎总是无孔不入。再好的想法,再新的创意,如果不注意,也会被形式主义整得走了样,最终种瓜得豆,事与愿违。所以,对于形式主义,可谓人人痛恨,但同时人人又无可奈何,甚至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其中。

形式主义像牛皮癣,既然是顽疾,当然不会自动痊愈,主动消遁,必须用猛药重典,方有可能标本兼治,得以收敛。

根治形式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形式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背道而驰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丝毫偏离不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万万丢不得。要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把高涨的工作热情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努力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求真务实是形式主义的天敌,在务实上下功夫,从实处着眼、用实干考量、用实绩说话,才能铲除形式主义生根接枝的土壤,形式主义问题才不会像韭菜一样,割了又生,生了又长。

根治形式主义,就要减少考核和检查。有些形式主义工作不执行,就可能被督查、被问责,没有完成要问责,完成不好要问责,出了问题要问责。为了规避风险与责任,基层干部不再通过变通来完成目标任务,而是通过“形式主义地讲政治”来应对目标任务。要化解形式主义问题,上级必须以正面激励为主,减少不必要的考核检查,更不能轻易问责,要让基层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实际工作。

根治形式主义,重要的是管好“关键少数”。不少形式主义都是以领导个人的喜好为依据,目的在于满足领导个人的情绪价值。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形式主义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大凡形式主义的东西,一般都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有密切关系。

如果领导对形式主义严加抵制,对助长形式主义的做法严厉批评,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来个好的“上行下效”,问题不也就较好解决了吗?所以说,反对形式主义,必须从领导做起,上级要为下级做出样子。对自己所分管的工作,对下级置任务,检查工作,都要考虑到实可行,坚持摒弃华而不实的西;只有用改革的精神,在转变机关职能过程中,废止那些保护、支持、助长的形式主义的规定和做法,不让形式主义的东西轻易过关。
2025-02-17T19:58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华为总裁任正非 :人工智能普及后,被裁掉的人不干活,少拿点钱;干活的人多拿钱

深圳首批“AI公务员”正式上岗,不领工资、不交社保、不知疲倦、不摸鱼、不背锅、不担责,行政审批速度提升10倍,公文格式修正准确率超95%

深圳市福田区政务大厅近日惊现70个“六不”新同事:不领工资、不交社保、不知疲倦、不摸鱼、不背锅、不担责。这70个AI员工,其实是以Deepseek为后台的政务处理机器人,这款政务大模型2.0版以全尺寸DeepSeek R1为核心底座,除了有DeepSeek通用能力外,还结合各部门各单位实际业务流程,量身定制个性化智能体,首批能够满足240个业务场景使用。

2025年2月17日消息,据“幸福福田”官微显示,首批70名“AI公务员”(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务员)正式上岗。

官方公告显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推出基于DeepSeek开发的AI数智员工,上线福田区政务大模型2.0版,除了有DeepSeek通用能力外,还结合各部门各单位实际业务流程,量身定制个性化智能体,首批满足240个业务场景使用,覆盖公文处理、民生服务、应急管理、招商引资等多元场景。个性化定制生成时间从5天压缩至几分钟到十几分钟。

据悉,福田区政务大模型2.0版以全尺寸DeepSeek R1为核心底座,凭借混合专家架构(MoE)与强化学习技术,有效破解传统政务大模型算力消耗高、响应不稳定和专业性不足的痛点,依托国产算力平台实现本地化细分领域训练,确保符合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具体需求。这些“AI公务员”的公文格式修正准确率超95%,审核时间缩短90%,错误率控制在5%以内。“AI任务督办助手”跨部门任务分派效率提升80%,按时完成率提升25%。

目前,深圳市福田区已上线11大类70名“数智员工”,覆盖政务服务全链条。通过240个政务场景终端的精准解析,构建“需求-训练-场景应用-迭代”闭环生态体系,联合Dintal数智员工实现“技术穿透业务”的智能化服务升级,覆盖公文处理、民生服务、应急管理、招商引资等多元场景。

个性化定制生成时间从5天压缩至分钟级。公文格式修正准确率超95%,审核时间缩短90%,错误率控制在5%以内。“执法文书生成助手”将执法笔录秒级生成执法文书初稿。民生诉求分拨准确率从70%提升至95%,民情周报日报初稿一键生成。“安全生产助手”生成演练脚本效率提升100倍。“AI招商助手”企业分析筛选效率提升30%,分析时间缩至分钟级,几分钟不到便可完成目标行业及企业信息分析。“深小服”数智党务工作者覆盖党务咨询、流程规范各项业务,覆盖全区全体党务工作者。

看看这些AI新同事有多厉害:公文格式修正准确率95%,审核速度飙升10倍,连招商引资都能玩智能推荐。最重要的是什么?定制AI员工跟点奶茶似的,新成员培训周期成本几乎为0 ——原来要5天培训的岗位,现在5分钟生成个数字分身就能上岗。

通过“技术-场景-数据”三位一体的创新方式,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本地知识库建设并进行二次开发,构建“人机协同、数智驱动”的新型政务工作模式,推动政务效能全面跃升,为全国政务智能化转型提供“福田样本”,同时也培育了一家准独角兽企业,业务推广至全国各地。

深圳市福田区以DeepSeek为引擎,不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更是政务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适配的双轮驱动,实现了AI从“替代人力”到“激活人力”的价值跃迁,开启了“智慧政务”的新篇章。这场以“数智员工”为核心的改革,不仅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了新动能,更是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政务创新的生动注释。

除了深圳之外,这种趋势正在向全国23个省市蔓延,甚至有网友透露,在年初地方政府工作会议中,就已经指出今年关键任务之一就是布局数字政务,目前杭州某区已经开出百万年薪挖角AI训练师。

照这趋势,三年后政务服务大厅可能会是这样:人类负责签字盖章,AI负责决策执行。那些天天喝茶看报、无所事事、闲着无聊的关系户,怕是要成为首批“数字转型牺牲品”。

AI会以多大规模进入机关单位,并迭代现有的公务员人力?就这个问题提问当事人,也就是Deepseek,它的回答十分中肯:

按照Deepseek的说法,长期来看被替换的体制内人力大概会达到20%-3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按照最新统计的数据,截止2023年,中国目前全国“狭义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在4800万到6214万之间,其中,公务员约有710万人,参公、党群、工会妇联、机关工勤人员约有590万人,教师、医生、科研院所等事业编制人员约有3100万人,如果把比例取中(25%),再把财政供养人数取中位数(5500万),那么全国体制内被AI替换掉的工作人员数量大概是1375万。

再看另一组数据: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为“283万人”,录取人数为“3.96万人”,平均竞争比为“71:1”。

你看,国家公务员考试扩招之后,一年才录取4万人,但旧池子里还有1000多万人要被挤出来。所以,年轻人以为的“岸”还存在吗?

铁饭碗还能继续"铁"下去吗?当AI能在几分钟完成一名普通公务员8小时的工作量,当AI能24小时不间断处理公文、接待群众、解答问题,这个曾经令人艳羡的职业正在被科技巨轮碾压。
2025-02-13T18:20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华为总裁任正非 :人工智能普及后,被裁掉的人不干活,少拿点钱;干活的人多拿钱
华为总裁任正非谈AI :人工智能普及后,一定会降低人力需求,但创造的总财富增加了,被裁掉的人不干活,少拿点钱;干活的人多拿钱

2024年10月31日,任正非与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主席、教练及获奖选手进行座谈交流。(ICPC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之一,并在国内设置了多个赛点)在座谈中,针对不同国家选手的提问,任正非谈到了人工智能以及不同国家的技术发展问题,同时还对创业、人才培养等话题发表看法。

任正非说: “这个时代一定会降低对人力的需求,但是创造的总财富增加了,可以养活被裁掉的人。被裁掉的人不干活,少拿点钱;干活的人多拿钱。”

任正非认为,从当前世界发展对人类共同的挑战来看,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有利于社会,也对社会产生了压力。企业担忧的是如何让技术促进社会进步,社会的平衡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

但任正非同时也表示,人工智能的“自我再造”仍是早期话题。“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自我再造的话,我们人类怎么办?前沿到底前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三十年内不会出现,还是要靠人来创造这个世界,只是用人少了。”

此外,任正非谈到美国,他仍然表示“华为要向美国学习开放性、包容性。”

14. 提问:您好,我来自瑞典。我想了解您对未来AI的看法,它会作为工具取代人类的工作,让人们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吗?

任正非:世界走向人工智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由于芯片、算力……各种技术的发达,促进了智能时代的到来,就像英国发明了火车、纺织机械、轮船一样,它产生了时代的转折点。现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如果有机会去参观中国的天津港,从装船、运输、堆垛,包括通过海关,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一个人。炼钢是很苦的,火很烤,现在炼钢炉前没有人,轧钢机前也没有人;以前要舀出钢水来检验钢铁的成份,现在戴眼镜就可以判断钢水是否合格。说到煤炭,几百多米深的地下,可以用人工智能挖煤了。

这个时代一定会降低对人力的需求,但是创造的总财富增加了,可以养活被裁掉的人。被裁掉的人不干活,少拿点钱;干活的人多拿钱。社会总价值由于技术进步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任何国家只有可能在总财富增加的情况下完成对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讨论的是技术问题。
2025-02-13T13:13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广东人为何在杭州才能成功?

最近,随着Deepseek和宇树机器人等「杭州六小龙」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江苏省报连发三问:《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情形像极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两会发言时发问「上海为何不出马云」?以及最近广东人在反思,「广东人为何在杭州才能成功」?

一时迷惘的经济,突然间闹腾了起来。杭州被置于聚光灯下,与广州、南京等城市相比,像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孩子突然考上了清北,富人家的家长们拿来批评自己孩子不争气。「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人之常情,很多人最近对于杭州的表扬,部分原因不是杭州有多好,而是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很不满,借机发挥而已。当然,凡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有关几个城市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

一、杭州一直在「做小」

浙江人投资有其特点,因为没有政策优势,因为没有大型国企和外资,宗庆后是踩三轮卖娃哈哈出身,其他的浙江企业家也差不多都是「鸡毛换糖」赚的第一笔,所以没有人敢藐视小微企业。有人说广州没有大型互联网公司,只有一家唯品会。但很多人不知道,在唯品会陷入财务困境时,是浙江的一位投资人伸出了手。当然,随着唯品会的飞速成长,他也实现了财富自由,现在的办公室在西湖边北山街后半山别墅里,其忙碌程度不亚于市长。最近有浙江人到广州注册办公室,才了解到广州对大学生创业房租补帖每年6000元,连补3年。杭州也是补3年,但第一年最高4万,后两年皆为最高3万元。对于年轻的创业者而言,这是实打实的雪中送炭。哪怕创业成功率极低,但只要有人成功,这就是成功的风投。


二、杭州一直在「抢人」
有位杭州打工人透露,他在福建、广东、北京都工作过,最后落脚于杭州。他在福建和广东都被查过暂住证,被当地人当作外地人排斥过,惟在杭州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甚至在短短6年时间里,从一个员工做到了部门副职,让他对杭州这座城市和领导充满了感念。同为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为什么唯独浙江有这样和谐的土客关系?这种感受当然不止他这样的职场老人,大学毕业生感受会更深。

杭州对应届大学毕业生来杭工作的生活补帖,以前是一入职就补,后来骗补的外地学生太多,经人建议后改为满半年补5000元,满一年补1万元,但仍有骗补的。难道杭州不知道有人骗补吗?这就是生意与行政的不同。行政是刚性的,而生意是柔性的、讲坏账率,只要损耗在可接受范围内,生意就可达成——只要有人最终愿意留下来工作,杭州就多了一个青壮年劳力、一个准备买房买车的消费者。相比之下,骗走一万块算什么呢?这跟当年杭州放弃西湖门票一个道理。失了门票收入,得到的是几十倍的游客到访,所获不可海量。

对于一个没有资源、没有政策的中等城市而言,这几十年,杭州一直在「投资人力」。一个数据是,2023年和2020年相比,杭州常住人口增长了58.6万人,成都增长了46.52万人,广州只增长了27.97万人。

三、边缘地带的「革命」
北方人经常有句口头禅「政策倾斜」,即南方是「政策保送生」,用以解释为什么东南沿海发展起来,而北方落后了。在2001年加入WTO前,这个结论是成立的。深圳是特区之首,大连、宁波、上海、广州等14个城市是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尤其是深圳和上海浦东,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深圳对面就是全球金融中心香港,上海是外资进入中国设立总部的第一大都市。但如果将14个名单放全,发现里面还有秦皇岛、连云港、福州、湛江和北海等一众不太入流的城市,以及天津这个衰退速度堪比东北的直辖市。在经济特区中,也有海南、汕头、珠海这样的小兄弟。反观苏州和杭州这两个经济大市,根本不在这两个名单上。但苏州又不同,有新加坡配置的中新科技园,而杭州有什么?

从地理区位看,广东面对港澳,福建面向台湾,上海面向全球,苏南融入新加坡和上海的外资圈,就连山东和辽宁都能面向日韩。独浙江处于解放前线,缺乏国企布局,也缺乏政策优惠,也缺乏外部力量可以依靠,所以只能做国企和外资看不上的鸡毛换糖,筚路蓝缕。

2008年广东时任汪书记的经济智囊说过,如果国内哪天遇到经济危机,可能只有浙商能挑起大梁,苏南和广东的外资会撤,广东包租公会发现自己只剩一地厂房。现在不能说不幸而言中,但确实有这方面的迹象。

因为上面和外面都不爱,浙江人只能靠自己,最后才有了民营经济的奇迹。1980年代有领导到浙江视察,问发展经验,浙江地方领导思忖之下,答曰「不管」。如果套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和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其他城市的天问,其实很好回答。也正因如此,浙江的经济是自发秩序、内生成长,所以才有全国最接近共同富裕的成果。而其他省份,以珠三角为例,凡政策和外资雨露沾到的地方,繁荣如曼哈顿,而沾不到光的粤北,则与内地无二。如果要有结论的话,民企兴,则省强民富;民企衰,则省弱民贫。

四、「体制化」魔咒

全球化退潮,上海失色;全国政策拉平,深圳和广州先发优势丧失。世界是平的,全国也是平的。更重要的是,因政策而兴的城市,不管上海还是深圳,北方来的干部和国企数量,远超其他地方,毕竟干部跟着政策和资源走。他们和外资一起,带着财大气粗的先天优势,贪大,根本看不上小微企业。

于是,广东在迎来政策优惠的同时,也迎来了深重的北风,北方官场的风气随着北方来的官员一起带过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一方面是淘金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孙志纲的遇难之地。除了硬性的政策优惠,和港澳地利之便,广东并没能成长出浙商这般遍布全省的企业家群体。

全国工商联2024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以营收计)企业中,杭州38家,深圳27家,无锡、苏州、宁波分别有25家、24家、21家,广州只有7家……直到浙江因为特殊原因,这十来年突然「被看见」,继76年前的山东南下干部退潮之后,新一批外来的干部才多起来。外来的北方官员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

在1980年代温州八大王事件中,浙江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就有过激烈的争议,最后是浙江本地干部的意见胜出。一些外来的官员,如果以谦抑的态度来升职,倒是好的;就怕他们闲不住,要显示自己的能耐,大搞政绩工程,拍脑袋突发奇想,胡乱折腾,那可就不好了。有个大市本来是看不上杭州的,结果来了个外地官员主政7年,活生生被杭州甩出几条街。是谁就不要问了,当地人称八格牙路。

如今浙江成为典型,不一定是好事。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才是问题本身,而是要学习浙江怎样出台政策「促进」。几年前有杭州本地人接待一个青岛的营商环境考察,他们就是这么问的。

一促就完了,市场就是这样被扭曲的。现在经济的问题不是缺促,而是促得气都喘不上了。

浙江的共同富裕不是政策主导的结果,恰恰是在政策缺位的情况下,民间自发秩序形成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

但这恰恰又是最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广东看到了浙江民企的崛起,最近宣布成立了民营经济局,这个做法就特别「体制依赖」。这与米莱和越南的改革方向正好相反。

有一位广州厅级干部下海的企业家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观察:广东看到了问题,却未必找对了解决方向。

在某种程度上,面临国内外不利形势,各行各业进入了存量博弈的「囚徒困境」——没有人喜欢内卷,但人人躲不掉内卷,这就是当下企业和个人的命。想活就卷,想死就躺。

地方之间亦是如此。如果浙江当年也抢国企和外资,就不会有今天的浙江。

什么是「南方」?南方就是自发秩序、减少管制、包容宽松、不折腾。如果以加强政府力量的方式寻求发展,那不是南方,而是北方。

那么,杭州与广州之间,谁更南方,谁更北方?

又或者说,谁能保持「南方」身份,谁会进一步「北方化」?

2025-02-12T20:12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那样的新兴科创企业?DeepSeek是这样回答的
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那样的新兴科创企业?DeepSeek是这样回答的

深度求索(DeepSeek)火爆出圈后,国内多地掀起鼓励创新、反省自我的浪潮。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旗下新媒体“交汇点”近日连发三文,提出三大质问并批评南京新兴产业落后杭州。

就这三个问题,搜狐城市向DeepSeek寻求答案。针对“南京为何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之问,DeepSeek围绕“产业、政策、创新、人才、定位”等因素,给出了粗略解答。整体而言,DeepSeek给出的答案相当笼统,远比不上“交汇点”发问之尖锐。

在蛇年新春第一会上,南京主政者提出,“杭州六小龙”在海内外出圈绝非偶然,“很重要的原因是杭州良好的创新氛围、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这些关键词,可谓直中肯綮。

“杭州六小龙”,指的是“游戏科学、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这六家近期崛起于杭州,处于技术前沿、深具行业影响力的科创企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公司不是养在深闺,而是火热出圈。

例如,游戏科技出品的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卖爆了,半年不到销售额超90亿元;宇树科技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上了春晚,穿着红袄扭秧歌;而被誉为“AI界拼多多”的深度求索,推出低算力高性能大模型,震撼了全球科技界、也震颤了华尔街股市。

杭州在人工智能时代开辟出条条新赛道,给其他不少重点城市带来了压力——“六小龙为何没有诞生在深圳/上海”之说纷至沓来——这些自省和反思多来自“自媒体”,而南京则是官方媒体亲自下场。

“交汇点”接连发布《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这三篇文章除赞扬杭州在移动互联网红利见顶时,开启“硬核创新”转向之外,还将宁杭直接比对,检讨南京在发展、产业和氛围等多方面的不同。
南京被指“体制味太浓”

先说营商环境。在AI领域,南京并非缺乏技术积淀,而是呈现出“学术强磁场”与“产业弱转化”的悖论。东南大学计算机视觉团队近五年斩获16项国际顶会最佳论文,南京大学研究所的机器学习成果被引量突破10万次,但技术转化率仅28%,远低于杭州的45%。

对于这种“强学术、弱产业”的格局,“交汇点”形象地比喻,“恰似明代宝船厂遗址与现代造船基地的时空错位,映射出知识转化机制的深层梗阻”。这里的核心变量就是营商环境。

“宁满意”工程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天,但调研显示,32%初创企业遭遇“政策时滞“——某脑机接口企业申报专项扶持时,因技术路线不符合三年前的指南目录而碰壁——这种制度弹性说好听点是在维护市场秩序,说难听点则是思路僵化,极可能扼杀颠覆性创新萌芽。

《新华日报》刊文点评本地营商环境时举例,有网友表示,江苏官员一个鲜明的共性是,“你和他谈技术,他却和你谈情商”,这句话赢得不少点赞。对南京来说,要突破“体制味太浓”,要自上而下改变。文中透露,履新南京不到三个月的主政者提出,只有在营商环境上抢占高地,才能在区域竞争中跟上步伐。

而杭州政府则是相当“懂”老板。“当时决定把企业落地余杭的对接过程中,流程极简。两次见面聊,一次审计,一次15分钟的线上评审,我们就敲定落地余杭。”

近日一位老板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余杭区政府主动一次性返还研发费用100多万,解了企业燃眉之急。有趣的是,这位老板坦言,“像我们这种企业的’程序员型‘老板多少会有点社交恐惧症,但是余杭这边非常尊重老板们的性格特征,不需要频繁和政府打交道,非常适合i人老板。”试问,对于这种极具特色的人性化服务,其他城市哪有“自来水”主动点赞?

在杭州“六小龙”的创业经历中,当地营商可谓助力不少:游戏科学成立初期,西湖区艺创小镇对游戏等数字内容企业予以三年内给予最高100%的房租补帖或者减免;宇树科技耗尽融资却仍未实现产品交付时,一笔来自杭州的融资让它起死回生。

“程序员型”老板有社交厌恶,资本市场则有“风险厌恶”。南京创投基因缺失,且极端厌恶风险,对于“九死一生”的初创企业而言,这是天敌。数据显示,南京私募基金管理规模约3000亿元,仅为杭州四成,且70%资金流向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成熟赛道。

与“敢为天下先”的风投文化不同,南京创投机构更倾向“技术验证+市场确认”的双重保险机制——审慎风格虽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却使类似DeepSeek的早期项目难以获得亿元级“天使赌注”。

而杭州,拥有不同的土壤和空气。南京民营经济占比46%,杭州达到61%。不同于北京“国家队”与深圳“创投系”之泾渭分明,杭州资本显示出如竹林般的共生特质:既有阿里、蚂蚁等产业资本,也有银杏谷、元璟等专注硬科技的基金,更有大量从传统制造业溢出的民间资本。

细看杭州“六小龙”,有几个共性——它们都是“野蛮生长”的初创型民营企业,而不是大型企业的部门或附属机构;它们的核心团队都很年轻,许多出身名牌高校——与杭州的创投环境天然契合。

“杭州作为互联网企业聚集地,吸引了大量专业人才;南京虽然教育资源丰富,但在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方面可能与杭州存在竞争”。DeepSeek分析两地人才语气委婉,“交汇点”透露更多严峻现实:南京53所高校年产30万毕业生,但顶尖人才留存率仅18%。

“交汇点”提出,更值得警惕的是“二次流失”现象——地平线机器人、思必驰等本土培育的AI企业,最终将总部迁往苏沪。“交汇点”呼吁“让城市氛围更宽容、更包容民营力量生长、更注重小企业,而非漠视打压”。

如今的南京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被绑上GDP“能否留在前十”的焦虑战车;另一方面又面临能否走在创新驱动前列的拷问。在短期内,这是两个互为掣肘的目标;而实质上,这又是个伪命题——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AI时代呼啸而来,南京不能错过。
2025-02-25T18:52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二、最不差的城市

一位浙商讲过一个故事。有年他受邀去东北投资,还没付款,七大姑八大姨已经上桌吃喝、来承接项目了,吓得他立即逃回来。

有一年,传说东北邻居要改革开放了,有位浙商蠢蠢欲动,有朋友说他们那里不是不想开放,而是开放了没人敢去,你要去探险么?那里的开放后来果然成了笑话。

有位创业成功的网友透露,199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曾在闽南、岭南、江南、帝都工作过,后来决定在上海、杭州之间择一城定居,最终选择了杭州。

有人问为什么不去中国第一大都市,他说,在全国所有城市里,杭州官家是最接近现代化的那一个。换言之,也是最不差的那一个。

他这近20年的经历,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他本是一个外省青年,全无背景,在杭州仅用了5年时间,就成为一家企业的高管,这足以让他对这个城市和领导感念一生。

如果放在闽南,只能说,本地人愿与你共苦,却未必愿意同甘。

官场如此,商场更是唯才是举。

公有制下,不服从者不得食;资本制下,不劳动者不得食。

在金钱面前,所有人都是诚实的,遵从内心的利益法则。既然有人为了钱可以六亲不认,那为什么不能为了钱而有才便是德?什么叫公平、正义?这就是!

对于这一点,可用「体面」和「会算账」来解释。

钱塘自古繁华,文风昌盛,很多官员出身本地世家,家庭收入足以过上体面生活;本地世家注重颜面,为了蝇头小利而失体面,并不是划算的买卖。

天下哪有不爱财的官员,不过是仓禀实而知礼节之下,顾忌多了,便本分起来。

因为体面,加上杭州本身是个移民城市,巨族进进出出,便形成了杭州人不排外的性格特点。

你到杭州就会发现,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通婚比例,可能是大城市中最高的。

因为生意的准则是人流,只要有人便意味着生意机会。

只有那些计划经济爱好者,因为饼做不大,便死死「护食」,生怕外地人进来抢了他那一份。

而杭州人「会算账」,特点是人越多越好,大家来帮我把蛋糕做大。

2023年的数据是,在杭州街上碰到的100个人中,大约有16个是河南人,杭州土著只有18个,其他的全是省内和其他省来的。

2002年左右杭州讨论过城市性格,当中有「大气开放」四个字,确实是不拿外人当外人。

当然,有些自媒体把杭州官方讲得像是一尘不染的白月光,这也太不切实际了。只要大门上还挂着一个人的像,大家就都是同一个国民、同一代人。

三、官民一体「防扰」

这几年,杭州、广州、深圳等东南沿海发达城市,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来自内陆的「远洋捕捞」冲击。

但最先叫出来的,并采取措施坚决抵制「远洋捕捞」之风的,是义乌和杭州的官方。

面对「远洋捕捞」,广州、深圳和东莞似乎束手无策。

2020年,内陆某地官方来浙江某州「远洋捕捞」(「南下打草谷」),案由是这家公司下属子公司一个300万元的案子。第一年,他们拿了2000万元回去过年,第二年1.2亿元,第三年直接开口6亿。

这下本地官方坐不住了,直接将这家公司所有相关人员先控制起来,集中住在某酒店,导致某地南下扑了个空;后来他们化妆潜入拘押的酒店偷人,被本地发现后大巴车转移,于是某地警员拍了视频发在某音上,说是地方保护。

因为写了这件事,有浙江某报至今被挂在某地大号上,被说成地域攻击。

有公司高管,被内陆某地找上门。他们先联系了本地对口机关协助,对口部门周末派人来门口看了一眼就没了下文。

到了周一,属地街道通知去见个面。在街道工作人员陪同下,双方见了一面,但大家都不说话,于是对方离开了会议室。

过了会,本地街道工作人员进来转达对方的意图,并直言说,他们对内陆某地官方来人就一个要求:不能干扰企业正常运营,有什么话,可以代为转达。

他还劝那位公司高管「跟他们能不见面就不要见了吧」,并建议「没有新问题了赶紧走」。

这便是杭州官员的性格。

但在其他很多地方,只怕天下官员是一家。

杭州人的性格也是刚烈,在抗日战争和抵抗满清入侵、抗击长毛时期,江南血流遍地,十室九空,仍是「杭铁头」。

这份血性,也让本地市民不怵官,这可能是北方一些城市完全无法体会的。

记得2022年初,有个外来的官员说,因为发生了疫情,杭州人不得出省,结果连体制内官员都在朋友圈叫骂,此令最后不了了之。

当然,头铁是因为每6.5个浙江人里就有1个老板,民有底气不惧官。有人写一个宁波家庭的家传时,当局长的弟弟在做企业的姐姐面非常坦承地说:「做政府的管理是很简单的,对社会没什么大贡献。」

这份官员在企业家面前的谦卑,哪是DeepDrink能理解的。

这便是杭州令人钦佩之处。
2025-02-25T18:49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一、官不「扰民」

在杭州,有政策红利,无论是注册企业还是注销企业,效率都很高。
做事情不太用找关系,也不用托人。

但如果在某些省市,流程就会比较繁琐,不托人不送礼事情根本没法推进。

上面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两条杭州特色,一是最多跑一次,二是规则意识。换句话说,就是效率和法治。

在效率方面,浙江的「最多跑一次」肯定独步全国,当然数杭州执行得最好。

有网友透露,与在澳洲等地办事的经验相比,要说政府效率和便利程度,恐怕杭州也是胜者。当然,他们的优点是几乎不用找政府办事,这一点,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但放眼国内,40年前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并非杭州,而是深圳等珠三角城市。

可现在,以某网友在杭州和广州注册公司的经历看(《地铁安检新政「10小时游」,广州与杭州有什么差别?》),广州的办事效率低得令人发指。

但如果放眼全国,广州可能又是好的。好与差,看要跟谁比。

第二条是法治程度,而法治程度与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或曰市民化程度成正比。

要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子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杭州的市民化程度也体现在一些细节里。

很多人注意到杭州的斑马线车让人;杭州的室内禁烟可能是国内最好的,垃圾分类也是持续时间久、效果好的,不准室内吸烟、垃圾不能乱扔要分类。可事实上,很多大陆同胞在这两条上实在做得令人汗颜;如果发现红绿灯时间设置不合理,很多市民一样会打电话要求调整,杭州交警也会真的去测车流,一定会回访告知办理结果……

你看,哪有什么宏大叙事,没有,全是鸡毛蒜皮的细节。可恰恰是这些细节,组成了我们的日常。

如果要说扰,在杭州,很多时候是民扰官,而非官扰民。

1980年代,上面领导问浙江官员发展经验,沉吟之下,答曰「不管」,其实就是不扰民的另一种说法。

官不扰民,本是底线。但现实中在很多地方,诚属高不可攀。
2025-02-24T20:34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自战国的文化大裂变被秦际大一统、汉际独尊儒术终结之后,中国历史就进入了原地兜圈模式,直到宋代被金人打得只剩半壁江山。

靖康之难后,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汉人中,河南移民一度占到3/4,以致直至今日,杭州人可能是江南、岭南仅有的会发「儿话音」的族群,他们也因此被钱塘江南岸的杭州萧山人称为「北方人」。

几乎所有的浙江巨族,在追溯源头时基本上都来自这次宋室南迁,文化记忆绵延至今。这次溃败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南北文化大交融,南宋浙江人将源自中原的儒家文化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一度重启了中华文化被秦一统后中断的分蘖过程,儒家文化也被重新诠释。

如儒家非常重要的概念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被南宋状元、永康人陈亮重新诠释为「义利并举」,森严的阶层「士农工商」,被重新定义为经济概念中的「农商互藉」,从此开启了传统文化中一个小分支浙东学派。

因此,在浙江,谈利并不可耻,一人从商一人从政的「一家两制」则让商人获得了与位列一等的士子平等上桌吃饭的地位,与北边的山东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风格,「投资不出南宋」更是延至今日的经济版图。

这种文化革新带来了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大繁荣,杭州也缔造了「钱塘自古繁华」的传奇,以致连皇帝也「直把杭州作汴州」。

可惜的是,蒙古人再次打破了这一进程,但浙东学派在浙江一直绵延至今,也造就了浙商传奇。

相形之下,杭州人的祖居地开封,除了喜欢杭邦菜,一再没落、保守。

直到这些年重启南下就业,历史上的第二次河南移民迁入杭州。

2023年的数据是,在杭州遇到的每100个人中,就有16个河南人,而杭州「土著」仅有18个。

2021年之前三年,杭州新增的河南人就超过42万人,而省内其他地市称冠到杭州的还不到14万。

而人口的迁移,带来的文化交融,一定使河南人越来越远离自己的「祖辈」,河南人的形象就变得光怪陆离。

我曾跟河南朋友总结过现在有四种河南人:出来工作且换了脑子的(较多)、出来工作但坚持原有观念的(较少)、留在河南但有现代意识的(极少)、留在河南但坚持传统观念的(极多)。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可笑的政策,不是出在河南就是山东。

但在外省同事的眼中,河南人是不错的合作者。

而这些经历了长三角、珠三角淘洗的河南人回到老家过年,自然带来了新习惯。河南近年的人口外迁数据达到1610万,超过了一些国家的人口总量。

相较之下,山东、山西人口外流率较低(尤其高素质人群),观点交流不足。我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师妹说,当年一整明白,第一反应是只要考上大学,再也不回山东。

2025-02-14T12:46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是的,人文底蕴深厚,营商环境好
2025-02-13T13:12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老子曰: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2025-02-12T19:02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广东人为何在杭州才能成功?

最近,随着Deepseek和宇树机器人等「杭州六小龙」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江苏省报连发三问:《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情形像极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两会发言时发问「上海为何不出马云」?以及最近广东人在反思,「广东人为何在杭州才能成功」?

一时迷惘的经济,突然间闹腾了起来。杭州被置于聚光灯下,与广州、南京等城市相比,像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孩子突然考上了清北,富人家的家长们拿来批评自己孩子不争气。「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人之常情,很多人最近对于杭州的表扬,部分原因不是杭州有多好,而是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很不满,借机发挥而已。当然,凡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有关几个城市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

一、杭州一直在「做小」

浙江人投资有其特点,因为没有政策优势,因为没有大型国企和外资,宗庆后是踩三轮卖娃哈哈出身,其他的浙江企业家也差不多都是「鸡毛换糖」赚的第一笔,所以没有人敢藐视小微企业。有人说广州没有大型互联网公司,只有一家唯品会。但很多人不知道,在唯品会陷入财务困境时,是浙江的一位投资人伸出了手。当然,随着唯品会的飞速成长,他也实现了财富自由,现在的办公室在西湖边北山街后半山别墅里,其忙碌程度不亚于市长。最近有浙江人到广州注册办公室,才了解到广州对大学生创业房租补帖每年6000元,连补3年。杭州也是补3年,但第一年最高4万,后两年皆为最高3万元。对于年轻的创业者而言,这是实打实的雪中送炭。哪怕创业成功率极低,但只要有人成功,这就是成功的风投。


二、杭州一直在「抢人」
有位杭州打工人透露,他在福建、广东、北京都工作过,最后落脚于杭州。他在福建和广东都被查过暂住证,被当地人当作外地人排斥过,惟在杭州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甚至在短短6年时间里,从一个员工做到了部门副职,让他对杭州这座城市和领导充满了感念。同为东南沿海发达省份,为什么唯独浙江有这样和谐的土客关系?这种感受当然不止他这样的职场老人,大学毕业生感受会更深。

杭州对应届大学毕业生来杭工作的生活补帖,以前是一入职就补,后来骗补的外地学生太多,经人建议后改为满半年补5000元,满一年补1万元,但仍有骗补的。难道杭州不知道有人骗补吗?这就是生意与行政的不同。行政是刚性的,而生意是柔性的、讲坏账率,只要损耗在可接受范围内,生意就可达成——只要有人最终愿意留下来工作,杭州就多了一个青壮年劳力、一个准备买房买车的消费者。相比之下,骗走一万块算什么呢?这跟当年杭州放弃西湖门票一个道理。失了门票收入,得到的是几十倍的游客到访,所获不可海量。

对于一个没有资源、没有政策的中等城市而言,这几十年,杭州一直在「投资人力」。一个数据是,2023年和2020年相比,杭州常住人口增长了58.6万人,成都增长了46.52万人,广州只增长了27.97万人。

三、边缘地带的「革命」
北方人经常有句口头禅「政策倾斜」,即南方是「政策保送生」,用以解释为什么东南沿海发展起来,而北方落后了。在2001年加入WTO前,这个结论是成立的。深圳是特区之首,大连、宁波、上海、广州等14个城市是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尤其是深圳和上海浦东,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深圳对面就是全球金融中心香港,上海是外资进入中国设立总部的第一大都市。但如果将14个名单放全,发现里面还有秦皇岛、连云港、福州、湛江和北海等一众不太入流的城市,以及天津这个衰退速度堪比东北的直辖市。在经济特区中,也有海南、汕头、珠海这样的小兄弟。反观苏州和杭州这两个经济大市,根本不在这两个名单上。但苏州又不同,有新加坡配置的中新科技园,而杭州有什么?

从地理区位看,广东面对港澳,福建面向台湾,上海面向全球,苏南融入新加坡和上海的外资圈,就连山东和辽宁都能面向日韩。独浙江处于解放前线,缺乏国企布局,也缺乏政策优惠,也缺乏外部力量可以依靠,所以只能做国企和外资看不上的鸡毛换糖,筚路蓝缕。

2008年广东时任汪书记的经济智囊说过,如果国内哪天遇到经济危机,可能只有浙商能挑起大梁,苏南和广东的外资会撤,广东包租公会发现自己只剩一地厂房。现在不能说不幸而言中,但确实有这方面的迹象。

因为上面和外面都不爱,浙江人只能靠自己,最后才有了民营经济的奇迹。1980年代有领导到浙江视察,问发展经验,浙江地方领导思忖之下,答曰「不管」。如果套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和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其他城市的天问,其实很好回答。也正因如此,浙江的经济是自发秩序、内生成长,所以才有全国最接近共同富裕的成果。而其他省份,以珠三角为例,凡政策和外资雨露沾到的地方,繁荣如曼哈顿,而沾不到光的粤北,则与内地无二。如果要有结论的话,民企兴,则省强民富;民企衰,则省弱民贫。

四、「体制化」魔咒

全球化退潮,上海失色;全国政策拉平,深圳和广州先发优势丧失。世界是平的,全国也是平的。更重要的是,因政策而兴的城市,不管上海还是深圳,北方来的干部和国企数量,远超其他地方,毕竟干部跟着政策和资源走。他们和外资一起,带着财大气粗的先天优势,贪大,根本看不上小微企业。

于是,广东在迎来政策优惠的同时,也迎来了深重的北风,北方官场的风气随着北方来的官员一起带过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一方面是淘金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孙志纲的遇难之地。除了硬性的政策优惠,和港澳地利之便,广东并没能成长出浙商这般遍布全省的企业家群体。

全国工商联2024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以营收计)企业中,杭州38家,深圳27家,无锡、苏州、宁波分别有25家、24家、21家,广州只有7家……直到浙江因为特殊原因,这十来年突然「被看见」,继76年前的山东南下干部退潮之后,新一批外来的干部才多起来。外来的北方官员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

在1980年代温州八大王事件中,浙江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就有过激烈的争议,最后是浙江本地干部的意见胜出。一些外来的官员,如果以谦抑的态度来升职,倒是好的;就怕他们闲不住,要显示自己的能耐,大搞政绩工程,拍脑袋突发奇想,胡乱折腾,那可就不好了。有个大市本来是看不上杭州的,结果来了个外地官员主政7年,活生生被杭州甩出几条街。是谁就不要问了,当地人称八格牙路。

如今浙江成为典型,不一定是好事。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才是问题本身,而是要学习浙江怎样出台政策「促进」。几年前有杭州本地人接待一个青岛的营商环境考察,他们就是这么问的。

一促就完了,市场就是这样被扭曲的。现在经济的问题不是缺促,而是促得气都喘不上了。

浙江的共同富裕不是政策主导的结果,恰恰是在政策缺位的情况下,民间自发秩序形成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

但这恰恰又是最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广东看到了浙江民企的崛起,最近宣布成立了民营经济局,这个做法就特别「体制依赖」。这与米莱和越南的改革方向正好相反。

有一位广州厅级干部下海的企业家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观察:广东看到了问题,却未必找对了解决方向。

在某种程度上,面临国内外不利形势,各行各业进入了存量博弈的「囚徒困境」——没有人喜欢内卷,但人人躲不掉内卷,这就是当下企业和个人的命。想活就卷,想死就躺。

地方之间亦是如此。如果浙江当年也抢国企和外资,就不会有今天的浙江。

什么是「南方」?南方就是自发秩序、减少管制、包容宽松、不折腾。如果以加强政府力量的方式寻求发展,那不是南方,而是北方。

那么,杭州与广州之间,谁更南方,谁更北方?

又或者说,谁能保持「南方」身份,谁会进一步「北方化」?
2025-03-17T22:28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值得反思
2025-02-25T21:30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为什么杭州的营商环境出类拔萃?「六小龙」集中涌现的杭州,有哪些值得其他城市学习的地方?

一、官不「扰民」

在杭州,有政策红利,无论是注册企业还是注销企业,效率都很高。
办事不太用找关系,也不用托人。

但如果在某些省市,流程就会比较繁琐,不托人、不送礼,事情根本没法推进。

有两个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杭州特色,一是最多跑一次,二是规则意识。换句话说,就是效率和法治。

在效率方面,浙江官方的「最多跑一次」肯定独步全国,当然数杭州执行得最好。

有网友透露,与在澳洲等地办事的经验相比,要说政府效率和便利程度,恐怕杭州也是胜者。当然,他们的优点是几乎不用找政府办事,这一点,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但放眼国内,40年前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并非杭州,而是深圳等珠三角城市。

可现在,以某网友在杭州和广州注册公司的经历看(《地铁安检新政「10小时游」,广州与杭州有什么差别?》),广州的办事效率低得令人发指。

但如果放眼全国,广州可能又是好的。好与差,看要跟谁比。

第二条是法治程度,而法治程度与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或曰市民化程度成正比。

要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子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杭州的市民化程度也体现在一些细节里。

很多人注意到杭州的斑马线车让人;杭州的室内禁烟可能是国内最好的,垃圾分类也是持续时间久、效果好的,不准室内吸烟、垃圾不能乱扔要分类。可事实上,其他很多地方在这两条上实在做得令人汗颜。如果发现红绿灯时间设置不合理,很多市民一样会打电话要求调整,杭州交警也会真的去测车流,一定会回访告知办理结果……

你看,哪有什么宏大叙事,没有,全是鸡毛蒜皮的细节。可恰恰是这些细节,组成了普通人的日常。

如果要说扰,在杭州,很多时候是民扰官,而非官扰民。

1980年代,上面领导问浙江官员发展经验,沉吟之下,答曰「不管」,其实就是不扰民的另一种说法。

官不扰民,本是底线。但现实中,在其他很多地方,诚属高不可攀。

二、最不差的城市

一位浙商讲过一个故事。有年他受邀去东北投资,还没付款,七大姑八大姨已经上桌吃喝、来承接项目了,吓得他立即逃回来。

有一年,传说东北邻居要改革开放了,有位浙商蠢蠢欲动,但朋友说他们那里不是不想开放,而是开放了没人敢去,你要去探险么?那里的开放后来果然成了笑话。

有位创业成功的网友透露,199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曾在闽南、岭南、江南、帝都工作过,后来决定在上海、杭州之间择一城定居,最终选择了杭州。

有人问为什么不去中国第一大都市,他说,在全国所有城市里,杭州官家是最接近现代化的那一个。换言之,也是最不差的那一个。

他这近20年的经历,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他本是一个外省青年,全无背景,在杭州仅用了5年时间,就成为一家初创企业的高管,这足以让他对这个城市和领导感念一生。

如果放在闽南,只能说,本地人愿与你共苦,却未必愿意同甘。

官场如此,商场更是唯才是举。

公有制下,不服从者不得食;资本制下,不劳动者不得食。

在金钱面前,所有人都是诚实的,遵从内心的利益法则。既然有人为了钱可以六亲不认,那为什么不能为了钱而有才便是德?什么叫公平、正义?这就是!

对于这一点,可用「体面」和「会算账」来解释。

钱塘自古繁华,文风昌盛,很多官员出身本地世家,家庭收入足以过上体面生活;本地世家注重颜面,为了蝇头小利而失体面,并不是划算的买卖。

天下哪有不爱财的官员,不过是仓禀实而知礼节之下,顾忌多了,便本分起来。

因为体面,加上杭州本身是个移民城市,巨族进进出出,便形成了杭州人不排外的性格特点。

你到杭州就会发现,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通婚比例,可能是大城市中最高的。

因为生意的准则是人流,只要有人便意味着生意机会。

只有那些计划经济爱好者,因为饼做不大,才会死死「护食」,生怕外地人进来抢了他那一份。

而杭州人「会算账」,特点是人越多越好,大家来帮我把蛋糕做大。

2023年的统计数据是,在杭州街上碰到的100个人中,大约有16个是河南人,杭州土著只有18个,其他的全是省内和其他省来的。

2002年左右杭州讨论过城市性格,当中有「大气开放」四个字,确实是不拿外人当外人。

当然,有些自媒体把杭州官方讲得像是一尘不染的白月光,这也太不切实际了。只要大门上还挂着一个人的像,大家就都是同一个国民、同一代人。

三、官民一体「防打扰」

这几年,杭州、广州、深圳等东南沿海发达城市,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来自内陆省区的「远洋捕捞」冲击。

但最先叫出来的,并采取措施坚决抵制「远洋捕捞」之风的,是义乌和杭州的官方。

面对「远洋捕捞」,广州、深圳和东莞似乎束手无策。

2020年,内陆某地官方派人来浙江某州「远洋捕捞」(「南下打草谷」),案由是这家公司下属子公司一个300万元的案子。第一年,他们拿了2000万元回去过年,第二年1.2亿元,第三年直接开口6亿。

这下杭州本地官方坐不住了,直接将这家公司所有相关人员先控制起来,集中住在某酒店,导致某地南下扑了个空;后来他们化妆潜入拘押的酒店偷人,被本地发现后大巴车转移,于是某地警员拍了视频发在某音上,说是杭州搞地方保护。

因为写了这件事,有浙江某报至今被挂在某地大号上,被说成地域攻击。

杭州有个公司高管,被内陆某地找上门。他们先联系了本地对口机关协助,对口部门周末派人来门口看了一眼就没了下文。

到了周一,属地街道通知去见个面。在街道工作人员陪同下,双方见了一面,但大家都不说话,于是对方离开了会议室。

过了会,杭州本地街道工作人员进来转达对方的意图,并直言说,他们对内陆某地官方来人就一个要求:不能干扰企业正常运营,有什么话,可以代为转达。

他还劝那位公司高管「跟他们能不见面就不要见了吧」,并建议「没有新问题了赶紧走」。

这便是杭州官员的性格。

但在其他很多地方,只怕天下官员是一家。

杭州人的性格也是刚烈,在抗日战争和抵抗满清入侵、抗击长毛的时候,江南血流遍地,十室九空,仍是「杭铁头」。

这份血性,也让本地市民不怵官,这可能是北方一些城市完全无法体会的。

记得2022年初,有个外来的官员说,因为发生了疫情,杭州人不得出省,结果连体制内官员都在朋友圈叫骂,此令最后不了了之。

当然,头铁是因为每6.5个浙江人里就有1个老板,民有底气不惧官。有人写一个宁波家庭的家传时,当局长的弟弟在做企业的姐姐面非常坦承地说:「做政府的管理是很简单的,对社会没什么大贡献。」

这份官员在企业家面前的谦卑,哪是DeepDrink们能理解的。

这便是杭州令人钦佩之处。

2025-02-24T21:06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自战国的文化大裂变被秦际大一统、汉际独尊儒术终结之后,中国历史就进入了原地兜圈模式,直到宋代被金人打得只剩半壁江山。

靖康之难后,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汉人中,河南移民一度占到3/4,以致直至今日,杭州人可能是江南、岭南仅有的会发「儿话音」的族群,他们也因此被钱塘江南岸的杭州萧山人称为「北方人」。

几乎所有的浙江巨族,在追溯源头时基本上都来自这次宋室南迁,文化记忆绵延至今。这次溃败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南北文化大交融,南宋浙江人将源自中原的儒家文化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一度重启了中华文化被秦一统后中断的分蘖过程,儒家文化也被重新诠释。

如儒家非常重要的概念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被南宋状元、永康人陈亮重新诠释为「义利并举」,森严的阶层「士农工商」,被重新定义为经济概念中的「农商互藉」,从此开启了传统文化中一个小分支浙东学派。

因此,在浙江,谈利并不可耻,一人从商一人从政的「一家两制」则让商人获得了与位列一等的士子平等上桌吃饭的地位,与北边的山东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风格,「投资不出南宋」更是延至今日的经济版图。

这种文化革新带来了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大繁荣,杭州也缔造了「钱塘自古繁华」的传奇,以致连皇帝也「直把杭州作汴州」。

可惜的是,蒙古人再次打破了这一进程,但浙东学派在浙江一直绵延至今,也造就了浙商传奇。

相形之下,杭州人的祖居地开封,除了喜欢杭邦菜,一再没落、保守。

直到这些年重启南下就业,历史上的第二次河南移民迁入杭州。

2023年的数据是,在杭州遇到的每100个人中,就有16个河南人,而杭州「土著」仅有18个。

2021年之前三年,杭州新增的河南人就超过42万人,而省内其他地市称冠到杭州的还不到14万。

而人口的迁移,带来的文化交融,一定使河南人越来越远离自己的「祖辈」,河南人的形象就变得光怪陆离。

我曾跟河南朋友总结过现在有四种河南人:出来工作且换了脑子的(较多)、出来工作但坚持原有观念的(较少)、留在河南但有现代意识的(极少)、留在河南但坚持传统观念的(极多)。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可笑的政策,不是出在河南就是山东。

但在外省同事的眼中,河南人是不错的合作者。

而这些经历了长三角、珠三角淘洗的河南人回到老家过年,自然带来了新习惯。河南近年的人口外迁数据达到1610万,超过了一些国家的人口总量。

相较之下,山东、山西人口外流率较低(尤其高素质人群),观点交流不足。我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师妹说,当年一整明白,第一反应是只要考上大学,再也不回山东。

2025-02-14T13:07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无为而治
2025-02-13T22:53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老子曰: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2025-02-13T18:14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如今的南京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被绑上GDP“能否留在前十”的焦虑战车;另一方面又面临能否走在创新驱动前列的拷问。在短期内,这是两个互为掣肘的目标;而实质上,这又是个伪命题——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AI时代呼啸而来,南京不能错过。
2025-02-13T13:10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在杭州“六小龙”的创业经历中,当地营商可谓助力不少:游戏科学成立初期,西湖区艺创小镇对游戏等数字内容企业予以三年内给予最高100%的房租补帖或者减免;宇树科技耗尽融资却仍未实现产品交付时,一笔来自杭州的融资让它起死回生。

“程序员型”老板有社交厌恶,资本市场则有“风险厌恶”。南京创投基因缺失,且极端厌恶风险,对于“九死一生”的初创企业而言,这是天敌。数据显示,南京私募基金管理规模约3000亿元,仅为杭州四成,且70%资金流向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成熟赛道。

与“敢为天下先”的风投文化不同,南京创投机构更倾向“技术验证+市场确认”的双重保险机制——审慎风格虽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却使类似DeepSeek的早期项目难以获得亿元级“天使赌注”。

而杭州,拥有不同的土壤和空气。南京民营经济占比46%,杭州达到61%。不同于北京“国家队”与深圳“创投系”之泾渭分明,杭州资本显示出如竹林般的共生特质:既有阿里、蚂蚁等产业资本,也有银杏谷、元璟等专注硬科技的基金,更有大量从传统制造业溢出的民间资本。

细看杭州“六小龙”,有几个共性——它们都是“野蛮生长”的初创型民营企业,而不是大型企业的部门或附属机构;它们的核心团队都很年轻,许多出身名牌高校——与杭州的创投环境天然契合。

“杭州作为互联网企业聚集地,吸引了大量专业人才;南京虽然教育资源丰富,但在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方面可能与杭州存在竞争”。DeepSeek分析两地人才语气委婉,“交汇点”透露更多严峻现实:南京53所高校年产30万毕业生,但顶尖人才留存率仅18%。

“交汇点”提出,更值得警惕的是“二次流失”现象——地平线机器人、思必驰等本土培育的AI企业,最终将总部迁往苏沪。“交汇点”呼吁“让城市氛围更宽容、更包容民营力量生长、更注重小企业,而非漠视打压”。
2025-02-12T19:12 评论了 江南采莲 创建的话题 › 杭州向南,广州向北,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而不是广州?

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那样的新兴科创企业?DeepSeek是这样回答的

深度求索(DeepSeek)火爆出圈后,国内多地掀起鼓励创新、反省自我的浪潮。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旗下新媒体“交汇点”近日连发三文,提出三大质问并批评南京新兴产业落后杭州。

就这三个问题,搜狐城市向DeepSeek寻求答案。针对“南京为何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之问,DeepSeek围绕“产业、政策、创新、人才、定位”等因素,给出了粗略解答。整体而言,DeepSeek给出的答案相当笼统,远比不上“交汇点”发问之尖锐。

在蛇年新春第一会上,南京主政者提出,“杭州六小龙”在海内外出圈绝非偶然,“很重要的原因是杭州良好的创新氛围、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这些关键词,可谓直中肯綮。

“杭州六小龙”,指的是“游戏科学、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这六家近期崛起于杭州,处于技术前沿、深具行业影响力的科创企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公司不是养在深闺,而是火热出圈。

例如,游戏科技出品的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卖爆了,半年不到销售额超90亿元;宇树科技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上了春晚,穿着红袄扭秧歌;而被誉为“AI界拼多多”的深度求索,推出低算力高性能大模型,震撼了全球科技界、也震颤了华尔街股市。

杭州在人工智能时代开辟出条条新赛道,给其他不少重点城市带来了压力——“六小龙为何没有诞生在深圳/上海”之说纷至沓来——这些自省和反思多来自“自媒体”,而南京则是官方媒体亲自下场。

“交汇点”接连发布《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这三篇文章除赞扬杭州在移动互联网红利见顶时,开启“硬核创新”转向之外,还将宁杭直接比对,检讨南京在发展、产业和氛围等多方面的不同。
南京被指“体制味太浓”

先说营商环境。在AI领域,南京并非缺乏技术积淀,而是呈现出“学术强磁场”与“产业弱转化”的悖论。东南大学计算机视觉团队近五年斩获16项国际顶会最佳论文,南京大学研究所的机器学习成果被引量突破10万次,但技术转化率仅28%,远低于杭州的45%。

对于这种“强学术、弱产业”的格局,“交汇点”形象地比喻,“恰似明代宝船厂遗址与现代造船基地的时空错位,映射出知识转化机制的深层梗阻”。这里的核心变量就是营商环境。

“宁满意”工程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天,但调研显示,32%初创企业遭遇“政策时滞“——某脑机接口企业申报专项扶持时,因技术路线不符合三年前的指南目录而碰壁——这种制度弹性说好听点是在维护市场秩序,说难听点则是思路僵化,极可能扼杀颠覆性创新萌芽。

《新华日报》刊文点评本地营商环境时举例,有网友表示,江苏官员一个鲜明的共性是,“你和他谈技术,他却和你谈情商”,这句话赢得不少点赞。对南京来说,要突破“体制味太浓”,要自上而下改变。文中透露,履新南京不到三个月的主政者提出,只有在营商环境上抢占高地,才能在区域竞争中跟上步伐。

而杭州政府则是相当“懂”老板。“当时决定把企业落地余杭的对接过程中,流程极简。两次见面聊,一次审计,一次15分钟的线上评审,我们就敲定落地余杭。”

近日一位老板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余杭区政府主动一次性返还研发费用100多万,解了企业燃眉之急。有趣的是,这位老板坦言,“像我们这种企业的’程序员型‘老板多少会有点社交恐惧症,但是余杭这边非常尊重老板们的性格特征,不需要频繁和政府打交道,非常适合i人老板。”试问,对于这种极具特色的人性化服务,其他城市哪有“自来水”主动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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